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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沦陷前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2018/01/17

李新福

  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提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他说;“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立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是运用第一种方式,当然也是四种革命力量的合力而形成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湖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蒋、汪叛变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遭逮捕和屠杀,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直到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才把钱瑛、陶铸从监狱中保释出来。1937年10月中旬,南方局派钱瑛、陶铸、郭述申到湖北来工作,与先期在湖北工作的何伟取得联系,将原来的工作委员会和一个支部接收过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委员会,以便发动群众,投入全民族的抗战。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钱瑛负责组织,陶铸负责宣传,并吸收何伟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12月,工委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正式成立临时省委。郭述申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委员有钱瑛、何伟、王亦清、方毅等。1938年6月,临时省委进一步扩大为15人,并组成正式省委。同时还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每一个区域都派了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作发动群众的工作。
  领导抗日,必须要有大批的干部。省委利用统一战线关系,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了一个训练班,与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商定,以进步人士李范一的名义开办,实际上由陶铸负责。通过这个训练班,培养了许多党的干部,先后有300多人毕业,以国民党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派往各县去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各阶层的群众力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组织的“巡回宣传队”这个组织中,有从上海,北京派来的党员在里面工作。我党利用这个组织又训练了一部分干部,并通过这个组织,使党的力量又发展到各县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湖北省各地都相继有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一些据点。如当时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就有应城、天门、京山、安陆、钟祥、汉川、荆门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应城、天门、京山已成立区委,沔阳县为县工作委员会,共计党员239人。
  经过党组织一段工作后,许多群众团体和救亡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了。如姜纪常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孙世号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杨经曲、张执一所领导的“乡村教育促进会”以及陶剑寒所领导的“鄂中农村工作社”等团体都先后建立。这些团体团结和组织了很大一批热心抗战青年和群众,这为后来建立根据地、创立革命武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抗战,必须要有武装。于是党组织首先在应城石膏矿工人中组织了一批工人武装,通过各种关系买了四十多条枪,作为基干队伍,并在武汉周围的几个县也作了布置,成立了游击小组,埋伏在市区的周围。中心地区是在钟祥、荆沙一带及大洪山地区,等国民党退走了,党组织就公开活动。在武汉撤退以前,又派了上百名党员到鄂中、鄂东去工作,其重点是鄂中地区,仅少数党员留在武汉,还有一部分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鄂西去工作。此外,还利用从汤池训练班出来到各县去工作的合作指导员,主动和县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工作,成立公开的武装组织,叫县大队。当时就争取了京山、应城的县长,搞起了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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