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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农讲所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始之基

2018/05/29

石仲泉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1927年由国共两党合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是年春天,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主持农讲所工作,同李立三、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努力,引导来自全国17个省区的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农运常识,进行军事训练,参加社会斗争。在毛泽东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武昌农讲所在大革命高潮中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大革命失败前夕,从这里走出的800余名学员,奔赴全国各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不仅如此,毛泽东本人通过在武昌农讲所期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奠定了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始之基,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期间的主要工作

  (一)毛泽东1927年到农讲所,至少是他第5次到武汉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不完全统计,
  ——第一次是1919年12月上旬率驱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在汉口停留了10天左右,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第二次是1920年7月初,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
  ——第三次是1922年2月,由于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军阀省长赵恒惕杀害,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途经武昌,停留一周多,与陈潭秋等谈及“黄庞事件”,提出劳工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方式。
  ——第四次是1926年11月底。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于是从上海来武汉,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商量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这次在汉呆了半个多月。
  ——第五次就是1927年2月12日由长沙来到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二)毛泽东第五次在武汉差不多有半年时间
  这次在武昌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1.主持农讲所工作。举办武昌农讲所,是毛泽东提议的。办农讲所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1924年国民党“一大”以后,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于这一年7月在广州开学。前五届是由彭湃主持的。1926年3月,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第六届由他接办。1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结束在广州农讲所工作到上海赴任。他为中央制定的农运计划中,就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中央批准后,他于12月初到达武汉进行筹备。这个农讲所在名义上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上由他主持工作,并且他是主要授课人。农讲所主要培养农民运动人才,担负各地农民运动的革命领导工作。1927年3月,武昌农讲所正式开学。学员有800多人,分4个班教学,于6月中旬结业。《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中收录了农讲所的教职员和各省学员名单,但这是1997年编的,随着这些年加大了对革命英烈的宣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还可以考证后再作补充。例如,到会的潘平向我讲述了他的奶奶和爷爷参加革命的感人事迹。他的爷爷叫潘涛,阳新人,受到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15岁小小年纪就跑到武昌农讲所来学习了。毕业后,参加过黄麻平叛;领导过鄂东南农民运动和湘鄂边区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打游击时英勇牺牲,时年仅28岁。潘平说,名录上没有他爷爷的名字。农讲所本来计划还办第二期,但由于“七一五”事变,政治军事形势逆转,武昌农讲所就停办了。农讲所的学员,后来许多都成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骨干。
  2.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建立。凡有农协的乡村,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都展开减租减息的斗争,也冲击了地方基层政权和宗法制度,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振动。许多国民党军官声称,这是“痞子运动”“扰乱了北伐后方”。党内也有不同看法。陈独秀就认为“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为了搞清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从1927年初开始,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行程1500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在考察中,他看到了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决定写成文章,回答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指责。到武汉后,他在农讲所用了三四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年3月在党内刊物上陆续发表;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先后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国外发表,在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人士中发生了强烈反响。
  3.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1927年4月下旬召开的,这时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处在紧急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人民;川系、奉系等军阀势力也在制造惨案捕杀共产党人。召开“五大”,全党对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寄予厚望。“五大”虽然在一些重要的革命理论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有很大进步,但对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缺乏清醒认识,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仍然坚持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错误方针,没能提出扭转危难局面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参加了大会,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但被大会拒绝了。他尽管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预感到革命形势将会逆转,心情沉重。他在词作《菩萨蛮·黄鹤楼》中表达了内心的深度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4.指导湘鄂豫赣川等省农民运动,声援地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提出在武昌建立农讲所时,就有便于指导发展湘鄂豫赣川农民运动的考虑。农讲所开办后,这成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电复方志敏,召开江西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反共的AB团首领控制省农协的企图,一定要掌握省农协的领导权。他召集湖南来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指示他们在长沙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湖北发生阳新惨案、江西发生赣州惨案后,他在农讲所召开追悼两地死难烈士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向反动势力进攻,保卫革命成果。在湖北麻城发生屠杀农协会员事件后,应中共湖北区委请求,他派农讲所学员武装200余人同省政府警卫部队赶赴麻城剿匪,迅速平定局势。夏斗寅叛变革命进攻武汉时,他又组织农讲所学员参加戒严,帮助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叛军。
  5.参加八七会议。在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挽救革命。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发言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思想,要求党非常注意军事问题,并对农民的土地斗争问题提出了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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