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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恩来《关于1924--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有感

2020/01/09

刘明钢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系统地总结的历史经验,增强党对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自觉性,毛泽东倡议并组织的高级干部展开了对于的历史问题的讨论。1943年春,周恩来正在重庆,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做题为《关于1924--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周恩来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对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是对大革命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论述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而在一些方面则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周恩来的这些研究,为解决大革命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中共内担任要职,曾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亲历者,他的报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在谈及蒋介石的时候,周恩来讲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
  由于中共对蒋介石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也没有明确的策略。周恩来在报告中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北伐时,苏联顾问加伦曾请他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代理中央主席的张国焘说,中共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这是极其严重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还对国民的一些头面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一一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软弱性,寥寥数笔,入木三分。
  一个报告披露这么多的史料,确实引人入胜,令人兴奋。这些权威的史料,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报告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周恩来的报告回答了大家有争议的一些问题,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
 (一)关于“内合作”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合作”方式,即共产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从根本上讲是孙中山的主张,共产国际做出了决议,后经国际代表说服,中共领导人被动地接受的。1924年1月,在中共员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中国国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国共两在这个基础上举行了北伐战争,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共产组织得到迅猛的发展,在3年多时间内,共产员由400多人猛增到57900多人。国民也改变了过去的死气沉沉的面貌。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目睹国民的腐败,曾说过:革命军起,革命消。改组后的国民发展很迅速,一方面由于共产人的加入,输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国民本身改组,淘汰了一些腐朽,并学习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建经验,从而强大起来。如果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两都不可能有后来那样的发展。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双赢”。
  然而,一些国民右派把第一次国共合作说成是阴谋,把“内合作”说成是中共采取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
  在报告中,周恩来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当时,国民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们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部、发展组织。国民和他们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改组后,由于我们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中,是我们使国民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左派在各地的国民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员最多的地方。
  历史的经验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但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共两的发展。同样,以国共两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大意义。
  (二)关于国民的左、中、右三派的划分。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大会指出,共产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实施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
  然而,对于谁是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中共的认识与实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对蒋介石的认识更与实际相差甚远。
  在报告中,周恩来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国民的左、中、右三派。他指出,总的情况是“当时广东的国民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
  关于国民右派,周恩来指出;国民右派“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籍。”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大骂国民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人是戴季陶。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完全抛开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另一个右派头目是孙科。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有时表面上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五五宪草”式的民主。
  关于国民中派,周恩来指出:国民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蒋介石的认识总与实际慢一拍:当蒋介石是中派时,共产认为他是左派,当蒋介石是新右派时,共产认为他是中派。
  针对这种认识,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合作。周恩来的这种认识很有见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因此两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国民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应区别对待。毛泽东指出:“国民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并不就等于顽固派。”
  周恩来对国民的左、中、右三派的分析,既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为了使共产人牢牢吸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谈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妥协让步。
  总之,周恩来报告有的放矢,所谈的问题都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由于准备充分、针对性强,周恩来就这一问题独立作出的论断,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可,许多教材与论著纷纷采纳。
  三、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见解。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周恩来长期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又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因此,他对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与总结,自然有其独到之处、精彩之处、过人之处。这也正是后来的研究者需要认真品味与体会的。
  比如,关于对蒋介石的认识,就很有见地,不但对学术研究有启迪,而且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应采取的策略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再比如,周恩来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同时,他还指出,当时中共与国民左派完全有力量反击。在报告中,周恩来分析了力量对比,指出: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这是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
  再比如,关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周恩来指出:在大革命时期,“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的这个见解,很新颖,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认可。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他还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周恩来《关于1924--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可读、可信、可取,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历史的借鉴作用,确实是“最好的教科书”。


  来源:《史天地(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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