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党史研究

伟大的中国革命锻造崇高的大别山精神

2021/10/13

李 宁  王树林

  巍峨的大别山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在战略上东视南京、西隔武汉、南扼长江、北控中原,是中国革命演绎威武雄壮历史活剧的大舞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大别山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中国革命珍贵的遗产,大别山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以坚守信念为核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抱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

  坚守信念是指大别山军民凭借坚定的信仰,在白色恐怖和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坚守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对党忠诚、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所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铸就了大别山军民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的执着信念。大别山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共早期组织诞生地之一。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秋冬,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陈策楼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大别山区中共地方组织。从此,大别山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以血肉之躯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

  大别山被誉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区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勇猛威武、能征惯战的红军部队,走出了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等469位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1932年10月,鉴于第四次反“围剿”局势恶化,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守大别山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革命斗争。1934年11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踏上漫漫长征路。留在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国民党军“围剿”和“清剿”的险恶环境中,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大别山曾经历四次主力部队转出,而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守大别山。为了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大别山区英雄儿女们矢志不渝、革命到底,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以悲壮牺牲造就苦难辉煌,让中国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空高高飘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大别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牺牲近百万人,“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仅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数字背后体现的是大别山军民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大别山革命领路人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不渝,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他在九十华诞留下“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诗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系革命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群众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

  以胸怀全局为风格:从中国革命整体利益出发的大局意识和政治品格

  胸怀全局是指在革命紧要关头,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大别山区军民总是从全局出发,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风格体现。

  在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岁月里,大别山区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对党的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始终能够胸怀中国革命全局,在历史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无私奉献,牺牲小我、成就大我。1931年5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对鄂豫皖苏区则暂取守势。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执行援助中央苏区的十万火急的任务”。红四军冒着全军覆灭的风险,毅然挥师南下,以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策应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鄂豫皖苏区军民能够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个大局出发积极配合作战,表现出可贵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

  1935年10月,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非常困难,如何让红军战士顺利过冬成为中央红军领导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时刻,从大别山走出的红二十五军慷慨解囊,虽然自己的部队也需一大笔钱支付伤病员过冬费用,却依然从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尤为重要的是,先期结束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同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红十五军团。党中央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随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红二十五军为主体的红十五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战斗序列。红二十五军服从大局的政治品格,为红军立足陕北打开新局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对中国革命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1946年6月,被国民党重兵围困的中原解放区部队发起突围战役。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中原军区部队从解放战争全局出发,在大别山区进行十个月的战略坚持后,又承担了在鄂豫川陕甘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根据地、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华北和华中解放军主力作战的新任务。1946年10月,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高度评价道:“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作用。”1947年11月,陈毅在淮阴对原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干部讲话时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毛泽东的评价和陈毅的讲话,是对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精神的最佳褒奖。

  以团结奋进为根本:凝聚民心民力共同奋斗的宗旨意识和革命理念

  团结奋进是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革命的过程中,大别山地区的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支持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奠定坚实基础,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热爱军队、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根本保证。

  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党政军民万众一心、协同奋进,构筑起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动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受剥削、受压迫的大别山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党员和干部关心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大到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中到耕田造屋、架桥铺路,小到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无不尽力帮助解决。党为民、民爱党,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心相连、德相同、力相向,汇聚起推动大别山革命可持续发展的磅礴力量。

  红军有了群众支持,如鱼得水,纵横驰骋,这是弱小的鄂豫皖苏区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徐向前在回顾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深情地说:共产党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人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有些群众被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大别山区党组织领导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出击,弄得国民党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

  团结奋进的大别山精神是革命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1947年8月末至11月下旬,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并初步完成战略展开。邓小平谆谆教导部队,一定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向全军提出与大别山人民群众共存亡的口号。大别山人民积极参军,仅1947年10月至12月的3个月时间,鄂豫军区四分区的县、区武装就发展到2000余人,五分区发展到2500人,其中广济县一个月就发展到700余人,新县一次就有6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大别山群众踊跃支前,新县提出“拥护大军,支援大军”的口号,全县上下出现男子为解放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转运伤病员、保管军用物资,妇女为解放军缝补洗浆、看护伤病员的动人景象。金寨群众纷纷献粮捐衣,仅铁冲乡高畈村村民就为驻军献大米7007斤、稻谷1512斤、烧柴2490斤、棉衣16件、鞋子49双。刘伯承在回顾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这就足以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战斗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以勇当前锋为品质:勇往直前的胆略和魄力,开拓创新的意志和锐气

  勇当前锋是指大别山根据地不仅是我党创建的全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在中国革命最紧要关头,大别山根据地军民都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听党指挥、英勇善战、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革命品质。

  铁血时代,岁月峥嵘,环境险恶。但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关键时刻总能表现出勇当前锋的优秀品质,以智慧和勇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观。土地革命战争伊始,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即树起武装割据的旗帜,并创建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这是一支骁勇善战、敢于亮剑的队伍,以善打硬仗、恶仗、大仗而著称,能够承担急难险重的作战任务。红四方面军制定的训词是:“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其中“排难创新”是指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绝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去创造新局面。1932年5月25日,《红色中华》以“鄂豫皖红军空前大胜利”为标题报道了红四方面军苏家埠战役战况。苏家埠战役是红军时期成功进行“围点打援”的第一光辉范例。“围点打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创新性战略战术,在人民解放战争战场上屡试不爽。在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孟良崮战役和国共战略决战揭幕战的济南战役中,从大别山走出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将“围点打援”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中国革命战争画卷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撤离大别山区后,分别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红军长征中出发最晚,却最早到达陕北。在大别山区成长壮大的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五师,是华中地区最早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队。而且,新四军第五师率先冒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炮火前进,中原突围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险象环生,南征途中强渡汝河就面临严峻考验。当时,国民党军堵截部队3万余人已占领汝河南岸,追击部队与刘邓大军后卫部队仅相距20余公里。强渡汝河事关战争全局成败,邓小平对第六纵队指挥员说:“今天过不去汝河,我们就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过去。”刘伯承坚定地说:“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最终,刘邓大军以勇往直前的胆气和魄力成功强渡汝河,继续挺进大别山,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伟大战略任务。

  来源:《光明日报》



Copyright @2014-2018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