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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伍修权的革命友谊

2017/08/01

范硕
  (一)
  伍修权,早在1925年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1931年5月,比叶剑英迟一年回到祖国,到中央苏区。第二年奉命从闽粤赣军区调到中央。1932年,伍修权被分配到新建立的红军学校,那时叶剑英刚刚到这座新型军事学校任校长兼政委。伍修权回忆说,他报到后,叶校长亲切地同他谈心拉家常,询问他在中山大学特别是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情况。叶剑英了解到:伍修权学过步兵战术、技术和兵器学,对步兵武器及射击原理等学科特别喜欢,回国后曾经负责培训过马克沁重机枪射手,还在实战中边训练边指挥过重机枪连的战斗,等等。叶剑英非常感兴趣,随即让他教射击学,讲授射击原理。当时“红校”有四个学员连队,伍修权除了当教员,还被任命为第四连的政治指导员。刚到“红校”,在实战经验和工作能力上都有相当的差距,叶剑英对他很信任,鼓励他好好于。伍修权说:“几十年来,叶帅与我初次交谈时表现出的和蔼谦逊态度与认真细微的作风,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诚恳待人与知人善任,也是几十年如一日。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和最深的印象。”
  在“红校”工作,伍修权感受最深的是,叶剑英校长以自身的榜样、无声的命令,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黎明即起,到操场亲自参加各项操练活动,并对各连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示范。他打起单杠“大车轮”来,灵活有力,动作优美,使青年教员惊叹不已。
  叶剑英在“红校”十分重视开展戏剧、歌咏活动。他发动干部和教员积极参加文艺演出,伍修权也被分配在俱乐部编演的话剧中担任过角色。这些演出对于配合教育、鼓舞士气、活跃生活和宣传我党的主张、扩大我军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1933年5月,叶剑英调离“红校”,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3年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伍修权奉命去为李德作翻译工作。伍修权回忆说:“剑英同志对李德等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不满并进行了批评,因而他很快受到压制和排斥。但是他以大局为重,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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