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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这一觉睡的真香啊”

2018/05/08

知秋

  1934年8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所在地黔东苏区转移,吸引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秋,敌人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再度“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敌重兵压境,部队在已无多少回旋余地和难以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退出根据地,向湘中、黔东转移。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踏上了长征之路。部队渡澧水,过沅江,直捣湘中。接着,出黔东,继而西进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各路敌军纷纷扑来,贺龙和任弼时商议决定:退出毕节,进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气候严寒。红军经过这里时,正值初春时节,山岭仍为冰雪覆盖,山区浓雾笼罩,不见天日。1936年3月11日,红二、六军团从广德关南下。敌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对我军穷追不舍,而敌军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在川、滇军协同下则对我军实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3月12日,红军刚刚进抵赫章的得章坝(“则章坝”或“哲庄坝”),一场血战便开始了。
  当时,余秋里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1984年10月31日,余秋里在接受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回忆说:“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得章坝前,从俘虏兵中得知,第二天敌万耀煌纵队将从赫章开往镇雄城,拟先期抢占有利阵地,阻我南进。我们当即决定在得章坝一带的山上设伏,打击万敌。战斗刚打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给我们十八团下了一道死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要与阵地共存亡。我8点钟上去,缴获了一支德国造的20晌驳壳枪,9点钟就负了伤。我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10点钟,敌机关枪射来,我的左臂负了重伤。我一看,好家伙,骨头都露出来了,神经也被打断了。同志们赶紧给我包扎。所谓包扎,就是把胳膊包起来,与上身捆在一起。然后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
  从3月12日在战斗中负伤,到4月25日部队进抵金沙江边石鼓镇,这期间的40多个日日夜夜里,余秋里以超乎寻常的耐力,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跟随部队转战。多年后,余秋里曾说:“负伤后,最大的感觉是疼痛难忍。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那时,环境艰苦,没有止疼药,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我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同志也格外小心,但行进在崎岖而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仍避免不了颠簸。那时伤口就会钻心似地疼。怎么办?就抄把凉水擦擦脸,分散精力,减轻疼痛感。”
  7月1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抵甘孜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甘孜休整期间,部队曾考虑为余秋里做手术。可是有两个困难:一是缺少手术器械和药品,二是余秋雨肚中有蛔虫。必须先吃药排虫。上吐下泻后,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恐怕经不起截肢手术。所以要等余秋雨身体恢复一些才能做手术。到了9月,余秋里的伤势恶化了。部队到达徽县后,医护人员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处长满了蛆,左手已经干枯、发黑、神经坏死、左臂红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经多次研究,认为左手已无法保留。为减轻余秋里的痛苦、防止继续感染,建议把他的左臂锯掉。为此,卫生部专门给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写了报告。
  贺龙、任弼时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贺龙亲自到卫生部,详细询问余秋里的伤情。卫生部的医生告诉贺龙:“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少痛苦,防感染;不做,感染后发烧,身体弱,抵抗不住,再想做就不行了。”贺龙又问:“做手术是否有把握?”医生说:“这样的手术,我们以前做过,也有做后牺牲的,但余秋里的手,做了不会有危险。”然后,贺龙找到余秋里,看了他的伤,和他谈了话。余秋里坚决要求锯掉。贺龙说:“既然手无法保留,锯了又不会有危险,那就锯了吧!”
  手术被批准了,但医药、器械短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贺龙知道后,让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予以支援。几经周折,终于将做手术的器材、药品准备齐。用来锯手臂的锯子,是从徽县城内一个钟表店里找了一根钢锯条,在红三十二军修械所找到一个弓,经过改装做成的。随后的手术做得十分顺利,切除、缝合、止血等都很正常。手术后,余秋里一觉醒来时说:“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原载《党史纵横》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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