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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大将在和平的岁月里

发布日期: 2022-07-13 来源: 解放军报

范江怀

  走进和平年代,王大将并未脱去戎装。从操枪弄炮,到造枪造炮,他秉性不移,依然喜欢“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纸上谈兵”的军事科学研究,他还是不改务实的工作作风,把飞机、大炮、坦克拉进了科技馆。他当总军械部部长,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他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则在军事理论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总军械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王大将在和平时期留给我们的两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彭老总点将,司令员改行

  1954年1月的一天,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放在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的案头。党中央任命王树声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看到这纸命令,王树声感慨良多。在红军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长矛大刀去与敌人拼杀。后来,王树声就带领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乃至土坦克和“棺材炸弹”,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西路军当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时,队伍就是缺枪少弹,特别是没有炮。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好一点,有几门山炮的话,西路军也不至于失败,“马家军”就是增加一倍,恐怕也不够红军收拾。

  昔日缺枪少弹的日子,王树声是记忆犹新。今天,要从舞枪弄炮的战场,转移到造枪造炮的战线,他怎么不会心潮澎湃呢?新的战线,对没有下过战场的王树声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二话没说,像以往听到冲锋号音一样,义无反顾地赶往京城赴任。

  总军械部是什么样子?在赴任前,王树声是一无所知。

  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设立了总军械部。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行业,致使军械部的上下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不少,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见此状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老总,不得不下定决心:调一个大将来,把这关系、那矛盾,统统抓起来!

  就这样,彭老总一声令下,王树声就“改行”当了总军械部部长。刚刚走马上任,王树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里的几位副部长不够团结。几位副部长,由于经历不同,水平不一,作风各异,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再加上平时沟通不够,相互了解不多,工作起来就常常是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曲,合作不多,扯皮不少。

  看准了“病因”,王树声就对症下药。

  首先,王树声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大家学习,严格从自身做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他就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遇到有不同意见时,欢迎充分发表,对的意见就虚心接受;即使是不合适的意见,他也不一味地排斥了事,而是耐心地做出解释和说明。王树声平易近人,充分发扬民主,工作踏踏实实,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领导班子团结起来。

  上任不久,王树声遇到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部里的几位负责人,对修建一个靶场选址的争论。靶场的设计,是苏联老大哥搞出来的。部里多数负责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都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处。对此,有一副部长提出了异议,并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反对者认为,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

  两种不同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对此,王树声没有简单地表态。谁的意见更正确、更合理,不能光凭嘴巴说,还得用眼睛看。于是,他就决定到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做个实地考察。王树声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向彭老总汇报后得到了支持。两个人就像当年打仗一样,开始了“抵近侦察”。为了把靶场的地理环境搞得更清楚些,两个人还坐上飞机,来了个空中鸟瞰。哪个地方更适应修靶场,便一目了然。最终,靶场修建在了东北某地。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靶场上,不仅可以做陆上武器的试射,而且可以试验飞机投弹。

  数十年过去了,东北某靶场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尽管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修建靶场的选址波折,但这个靶场所作出的功绩,则永远铭记在我军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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