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伟人足迹

解放初期董必武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2017/08/15

徐云根
  一、当机立断决定使用“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
  “周公馆”,即“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凝聚着董必武的政治智慧。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带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各项细则的谈判。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正在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自然也要随之迁到南京。中共中央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以为党在国统区开展活动提供一个合法的阵地。
  早在1946年4月初,周恩来就在重庆曾分别致函国民党行政院,要求设立南京、上海两地办事处。但国民党对中共的这一要求极尽拖宕推诿。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后,周恩来又派人持函到上海直接交涉。但国民党上海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指令,迟迟不予解决。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通过中共上海组织秘密租下了上海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由于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由,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一时只能以《新华日报》报社职员宿舍的名义对外活动。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
  6月22日,挂出了“周公馆”的户名牌。事实上,以后很多报纸在报道有关周公馆的新闻时,往往直接称之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董必武的决断,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舞台。
二、以“周公馆”为舞台广泛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设立之时,正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践踏政协决议,在全国各地挑动内战之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充分运用这个合法的活动阵地,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乘夜车由宁赴沪,于21日返宁。虽然仅仅在沪逗留了三天,但马不停蹄地开展统战工作。19日,邀请柳亚子至周公馆会晤。21日,邀请文化界人士叶圣陶、傅彬然等十余人到周公馆,向其通报南京谈判近况。并会晤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商议以各种斗争方式制止内战。
  1946年11月,董必武再次来到上海周公馆。4日抵沪当晚即在周公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来沪是以解放区救济主任的身份与“联总”、“行总”谈黄河堵口和救济问题;8日在周公馆接待了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9日致信宋庆龄,告知延安已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年上半年陆续寄往的救济物资,并深切感谢中福会的真诚努力,使解放区伤病员得到医治并恢复健康,儿童也得到了救济。当日晚,董必武设宴招待了宋庆龄、普莱斯女士及全体中福会工作人员。
  1947年1月10日,董必武为政协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今后解决中国问题仍应遵守政协精神,国民党应改变过去错误政策,恢复政协精神,并指出美国应负中国内战责任。12日晚,董必武参加民建座谈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共对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以个人名义批评马歇尔对华声明,指出马歇尔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这是可笑的。国民党如无美国的装备运输,中国的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应负中国内战的责任。
  2月1日,董必武参加民盟举行的招待会,指出:中共对于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有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这是恶意污蔑。因为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是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
  针对上海商会王晓籁等配合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发起的所谓和平运动,董必武与各界著名人士谭平山、包达三、柳亚子、马叙伦、周建仁等通过《文汇报》发表意见,认为必须根据政协决议,才是正确的道路。董必武说:和平运动所求得的应当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但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决不是把枪炮指着人民的头颅所能得到的。


Copyright @2014 www.hubeids.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10325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