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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在武汉

2017/09/19

曾成贵

  1927年4月中旬,任弼时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旋即转道来到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10至16日,在他的主持下,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连任团中央总书记。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团代会选举结果。这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已经进入紧急阶段,中共五大固然如期落幕,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但革命危机仍然日益严重,简直是每况愈下。中央领导层内,到底如何使革命走出困境,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政争之中。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断发来挽救革命危局的指示,其中以“五月紧急指示”最为著名。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和苏联驻汉总领事普利切下达五条指令,其主要内容,一是以实际占领土地的方式开展土地革命,强调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二是实行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必要时也可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三是改组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四是组建新军,动员2万共产党员、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可靠军队;五是成立以著名的革命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像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那样惩治反革命派。
  归纳起来也就是三条,即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莫斯科相信并向汪精卫表示,在汪的带领下,国民党能够支持土地革命,也能够实现党的民主化。当然,武装工农的牌没有亮出来。倒是罗易为了拉拢汪精卫,给他看了指示副本,把共产党应搞武装的内容暴露了。为此,罗易被召回莫斯科,受了处分。
  “五月紧急指示”很重要,也很严厉。陈独秀主持党中央进行反复讨论,与会者大多认为脱离了中国实际,无从下手,难以执行。鲍罗廷与陈独秀是站在一起的,他们都与罗易的观点不一致。在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上,任弼时特立独行,一再向陈独秀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反对他不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运用散见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将这个现场大致复原重建起来。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由罗易起草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在土地革命方面,有按国民党决议和中共五大的规定没收土地这一条。结果,被否决,代之以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交两党联席会议。罗易注明这是由于共青团代表的反对。任弼时是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代表团出席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只能是他。这就是有些著作所说的,任弼时“一票反对”。
  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资料披露了我们前所未知的事实,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发生了任弼时与陈独秀之间的交锋。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希塔罗夫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当日,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消化“五月紧急指示”。鲍罗廷逐一阐述了他本人对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土地革命、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和退出政府的理解,提出了替代方案。他提出要找到同莫斯科一致的立场,否则党就不能前进。
  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弄不明白,不能同意。鲍罗廷说莫斯科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这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方案。在党内形成一致的立场,再通报莫斯科。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固执己见,那就再次回电反对。
  瞿秋白在发言中只谈农村自治的可能性,没有涉及没收土地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莫斯科的指示经常出现反复,照着做了,又说不对。这次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表示自罗易来了以后,就经常出现分歧,这种状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接着发言的是任弼时,文献中记作“布林斯基(青年)”,布林斯基是他在苏联学习期间用的名字。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接过话头说:“这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我现在完全同意鲍罗廷的五点纲领,但这并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任弼时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在讨论群众运动时,陈独秀说,罗易、维经斯基和青年代表都主张党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党在政治上应当是独立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国民党内供职。我们应当服从。群众运动也应该服从国民党。
  鲍罗廷提出国民党想控制群众运动,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什么行动时,可以向国民党递交请愿书,100次、1000次,国民党无法拒绝群众的要求,就不得不按群众要求采取行动。
  任弼时问,若国民党不顾请愿仍拒绝采取行动呢?鲍罗廷答称,那我们就聚集在这里决定该怎么办。陈独秀则说,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当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和张国焘根据讨论的精神起草给莫斯科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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