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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纪实

2018/02/28

冯晓蔚

  刘少奇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勤于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是每当社会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时,他对调研工作就抓得更紧,常常是一年数次下去调研。1957年2月至4月,他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用70多天时间,就群众路线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沿途同各地干部、群众座谈,并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先后发表了3篇重要文章,引起各级领导对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视。
  

一次精心安排的调查活动

  1957年2月中旬,刘少奇要外出调查,他交待说:“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为了少给地方增加麻烦,我们自己带生活用品,吃、住、开会都准备在火车上。到地方上不要在生活上向人家提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给人家找麻烦的。”他还说:“要同铁道部说好,我们的车在铁路上运行时,不能影响其它客车、货车的正常运输;我们停车时要停在不常用的道岔子上。”
  刘少奇这次外出调研,带着一个调查组,他们是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刘少奇还指示身边工作人员也要尽可能地参加调查工作,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
  临行前,刘少奇同调查组谈话时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由于我们是执政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刘少奇还说:“调查组分头调查,各有侧重,集中汇报,交换意见,研究问题。”
  18日,刘少奇率调查组乘火车离开北京。在从北京到保定的路上,他请调查组、身边工作人员和列车上的负责同志到餐车上开会,亲切地和每个人握手,对不熟悉的人还要问清姓名、籍贯。大家都坐好后,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在一起工作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各项工作。”因为握手时有个别同志叫他委员长,他就老话重提:“我有一点要求,请你们今后不要称呼我的官衔,我也不称呼你们的官衔,大家都称同志,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好!”从此,火车就成了他们彼此的家,成了流动的办公室。
  

边调查边解决问题

  火车第一站停在当时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列车刚停稳,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人就赶来了,一上车林铁就开始汇报工作,他说:“由于去年遭受了严重的旱涝灾害,不少地区严重缺粮,请示中央给予支援。”刘少奇急切地问:“你们大约需要多少斤粮食?”林铁说:“我们反复算过,有5亿斤粮食就过得去了。”民以食为天,那么多群众缺少口粮是个大问题,解决不好会饿死人,会影响春耕生产。当天深夜,刘少奇给周恩来总理通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给河北省5亿斤粮食。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很快就会作出具体安排,予以落实。第二天下午,刘少奇来到河北省委大院,看望省委的同志,告诉他们中央很快就会如数调给河北5亿斤粮食,大家非常高兴,说这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8日,刘少奇的专列到达河南新乡。一到新乡,就听说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对此事,工作人员议论纷纷,不少同志气愤地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工人怎么能像对待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那样闹事呢?刘少奇是个勤于思慎于行的人,对重大问题从不轻易表态,他还像往常那样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特别是听了当地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汇报,并说已按“反革命事件”处理之后,他也没有立即表态,看情形,他对此案有疑,想先查清事实真相再下结论。
  刘少奇派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同新乡市委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后,终于下了结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议论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工人不该罢工闹事?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即使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了,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官僚主义,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比如对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们采取稳妥而慎重的步骤,把该给大家讲清楚的都讲清楚,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性质等问题,同时要秉公办事,不分你我,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想这样做了,职工们一定会理解国家的难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调动的。可是我们的同志都没有这样做,把人家的收入减少了,福利待遇变差了,工种改变了,你还不给人家讲清楚,还采取强迫命令的高压手段,这样还不把矛盾激化了?”
  刘少奇虽然宣布要推翻这个事件的错误结论,但他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告诉大家:“原来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与定案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而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于是,他把参与处理此案的干部找来,针对这些干部怕背上犯错误的包袱,怕平反后不好工作的顾虑,他首先耐心地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又开导他们:“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定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了教训,将来我们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由于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开导,打消了这些干部的思想顾虑,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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