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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垦与邓小平的手足情

2018/07/24

赖晨

  2017年10月15日,邓小平同志大弟邓垦逝世。在众多弟妹中,邓小平对这位大弟的关心最多,两人年龄接近,是他引导大弟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么,他们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手足之情呢?
  

给弟弟寄红色杂志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等100多位中国青年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历经39天抵达法国。这一年,邓小平17虚岁,弟弟邓垦10虚岁。
  1922年8月,旅欧少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不久,邓小平被调入该刊,从事蜡板刻写、油印、装订方面的工作,他的字工整美观,油印清晰。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半月刊,邓小平在该刊编辑部继续从事刻写、油印、装订的工作,期间,他以“希贤”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充满激情、思想尖锐的文章。同年下半年,邓小平加人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
  邓小平牵挂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为了让弟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他把《赤光》半月刊从法国寄送到四川,不管路途遥远。寄了好几期,当时邓垦正在读高小,年龄还比较小,还看不太懂。后来,他到了广安初级中学上学,年龄大了一点,再把哥哥从遥远国家寄来的杂志拿出来阅读,逐渐理解了里面的意思,政治上开始受到哥哥的影响。
  1926年,邓先烈(女)、邓小平、邓垦、邓蜀平的生母淡氏在家中逝世,年仅42岁,临终前十分牵挂多年未联系的长子。
  邓垦在南充嘉陵高中读书时,就已经参与了学潮,后被敌人追捕,不得不回家隐藏,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他到成都求学,又参加了革命,敌人要抓他,他只好再次逃回家,仍然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北山小学也叫望溪乡初级小学堂,其父亲邓绍昌是创办人之一。
  1931年,他打算到上海求学。父亲对他说,听说你大哥回国了,可能在上海,你到上海后找一找你大哥。
  

虎穴寻兄终相见

  1931年4月,21岁的邓垦告别父亲邓绍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学求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邓垦从同乡胡伦处获悉,哥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经过多种途径打听,他一直没有找到哥哥。他发现许多人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于是,他也花了2块大洋,在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事新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启事说: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菲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1931年5月3日第三版的《时事新报》刊登了这则启事。
  《寻人启事》刊登之后,邓垦依然没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其实,他不知道,邓小平已经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但是他不敢随便来看弟弟。他担心,这是特务的一个陷阱。
  对于11年未见弟弟的他而言,这不是多虑。早在1927年,他从苏联回国,辗转来到武汉后,他便改名为小平。1927年8月后,他随同党中央搬迁到了上海,任党中央秘书长。当时,他负责安排中央机关的各种会议、联络,而且知道许多秘密联络点。
  1931年4月,他刚从赣南崇义红七军回到上海汇报工作,多少获得一些信息的特务正在追捕他。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中央为了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严令所有的地下党员,不准照相,不准去剧院和电影院人多的地方,甚至夫妻之间也要保守党的机密。虽然如此,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还是让党中央机关几次遇险,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杀。而通过《寻人启事》作为诱饵,也是特务们常用的伎俩。
  但是,心细如发的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则《寻人启事》不是特务的陷阱,而应该是弟弟刊登的,因为“邓先修”是弟弟在老家的族名,上海特务不可能知道。而且与此同时,地下党情报网也报告,确实有几个四川籍学生刚刚抵达上海求学。
  但邓小平依然有一些担心,就算这个启事是弟弟刊登的,那么,特务估计也会注意到这个《寻人启事》的。
  在特务如麻的上海,曾经让邓小平至少两次遇险。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邓小平、张锡媛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一次,中央特科获悉,敌人发现了他们的住所,要来搜查,便通知周恩来等人迅速搬走了,但未通知到外出的邓小平。结果,敌人正在房子里搜查,他去敲门。幸亏有个潜伏的地下党也在屋内,答应了一声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发现声音不对,立即就走了,未被抓住。以后半年时间,他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同年,他第二次遇险。当时,邓小平和中央领导罗亦农刚接完头,他刚离开后门,敌人便从前门破门而入。他出门后,看到中央特科一个扮成擦皮鞋的同志,向他做了快走的手势,他不动声色,从容地离开了现场。而未来得及撤退的罗亦农被敌人捕杀了。
  邓小平正是凭借其机警、冷静,多次脱险,但战友的鲜血,让他更加小心谨慎,这也是他不能马上和弟弟相见的原因。
  在经过中央特科的多次秘密侦查之后,邓小平用特殊的方式和弟弟见了一面。
  一天,邓垦正在租住地和老乡聊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问邓先修在吗?邓垦看了半天,发现一位穿个布长袍,戴个礼帽,穿双皮鞋,穿条西装裤子的壮年人。这种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虽然11年未见面了,但邓小平大概的轮廓未变,他知道是哥哥来了。
  两人没有多话,邓小平叫弟弟跟他走,邓垦跟哥哥一起走到四马路。四马路是文化街,书店、茶社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多,是比较混乱的一条街。兄弟两人来到一个嘈杂的茶社。邓小平预先订好了一个房间,他把弟弟带到房间里,和茶房打了个招呼,茶房便马上开了门让他们进去了。到了房间后,邓小平简单地问了弟弟两个问题,家里情况如何?你来上海做什么?邓垦说慈母在1926年逝世,父亲身体还好,他是来暨南大学求学的。他叫弟弟赶快搬家,自己要搬,几个同学也要搬家。邓小平吩咐弟弟搬家后把地址告诉他,他留下一个通信地址,说,你写信到这个地址,告诉我新住宿地,我便来找你。
  邓垦回到住地,马上和同学分头搬了家。邓垦搬到苏州河南岸一个广安同学兰本森的住处。兰在同济大学上学,两人是广安初中的校友。邓垦把新地址告诉了大哥。邓小平到新地方找了两次弟弟,那个地方已经出了租界,不安全。邓小平让弟弟搬到租界中他的熟人家里居住。
  邓垦看到邓小平他们工作时,都是以打麻将为掩护。别人一听他们在“噼里啪啦”地打麻将,也就不注意他们做什么了。他们5月份见了面,到了7月份,邓小平告诉弟弟他要离开上海了。邓垦告诉哥哥,自己已经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了,在成都西南大学贴过标语,喊过口号。他打算和大哥一起革命。邓小平说:这样子,你刚来还不熟悉,先介绍你到赤色互济会去。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救济监狱中的同志,写信安慰他们,募捐筹款,送吃的,做这样的工作。邓垦很快就参加了赤色互济会。1930年1月,张锡媛因产褥热逝世,不久,她和邓小平的女儿也夭折了,邓小平带弟弟祭奠了亡妻亡女的坟墓。
  1931年7月,邓小平和金维映去了中央苏区,兄弟两人再次失去了联系。
  1934年10月17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伪都瑞金已克复》,通过这个新闻,邓垦估计大哥已经随同红军撤离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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