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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武汉十二次与蒋介石会谈

2018/09/05

汤堃 张肇俊

  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大举增兵,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华北纵深推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至12月底,日军在占领南京、上海的同时,还占领了保定、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太原、济南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中华大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呻吟。就在这山河变色、腥风血雨之时,武汉走上了中国抗战舞台的重要位置,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战时首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及军政部、内政部、外交部等重要党政军机构移驻武汉。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第三党领导人、各救国会领导人、妇女界领袖、文化界名流纷纷莅汉。英、美、法、意、比、瑞典和苏联等国使节也来到武汉,武汉一时枢要丛集,群贤毕至。
  中共中央对开展武汉地区抗战工作也非常重视,8月的洛川会议就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党的工作。12月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联系谈判,开展统战工作。为贯彻以上精神,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等于12月18日由延安抵达武汉。在武汉工作期间,周恩来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与建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曾十二次与蒋介石会谈,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第一次。1937年12月21日,周恩来与王明、博古等一起面见蒋介石。在会谈中,周恩来就此前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国共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作具体说明和阐述。王明就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些提议等,作通报并谈自己的看法。博古则回答了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设立联络参谋和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会见的气氛是融洽的,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会面等待已久,早就非常想知道延安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意见。并称: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我所想的也不过如此。还鼓励说:外敌不足虑,他们愈前进愈困难,我们目前军事虽失利,也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前线将士士气正旺,极可乐观,现部队已均令各在原地集中作战。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事,他说:今后这些请陈立夫等与你们商量。最后还表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这次面见后不久,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即告成立,中共方面代表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第二次。1938年1月3日,周恩来第二次面见蒋介石。周恩来介绍了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形势,特别是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情况,请求蒋介石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扩编、增补经费。但蒋介石此时并没有完全改变其基本路线和方针,即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不愿八路军扩编,也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后经周恩来等反复交涉,蒋介石勉强答应增加五万元米贴,补充少量衣物,允发善后费和少量轻机枪,但扩编问题一直未解决。
  第三次。1938年2月1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其实质就是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问题,这是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方针的。于是,周恩来要求迅即面见蒋介石。会谈中,他反复阐说《扫荡报》如此宣传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表示:对主义、信仰我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先生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我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他们存在,只愿融成一体。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还表示:《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个人意见。在场的陈立夫补充说: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求各报今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就此次面见情况,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电中称:“综观蒋之态度:(一)对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边区,想拖延。”
  第四次。1938年1月,开封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要将抗战进行下去。此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为此,周恩来、叶剑英于3月中旬面见了蒋介石、何应钦,寻求国民政府给予八路军提供武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支持。会谈中,蒋介石、何应钦均表示同意考虑办理。
  第五次。1938年4月11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私离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周恩来和长江局其他领导人对他这种举动进行了批评和规劝,希望他能回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16日,张国焘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周恩来陪同前往。张国焘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对其背叛共产主义信仰、背叛共产党的心迹暴露无遗,竞向蒋表示自己“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知对张已仁至义尽,既然其毫无悔改之意,便致电中共中央请示,称:“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出卖中经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自脱党的解释,但决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借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
  第六次。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4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称:“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的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顽固派混蛋。”为此,6月9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各党派绝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开展活动。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章程,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行动。根据此情况,周恩来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取静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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