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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伟大风格: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

2018/09/11

蒋文俊 姬少华

  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全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最能体现邓小平伟大风格的时期。
  邓小平对大别山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评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这也表明了刘邓大军要在大别山站住脚的坚定信念。为了减轻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压力,在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取胜,中央军委下达了“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指示,这就使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能够得到外线的有力支援。然而,邓小平却宁肯“在大别山背重些”,也要为外线歼敌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7年12月10日,邓小平送走刘伯承的当晚,即与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一起率领前方指挥所东进,指挥留在大别山区的第三、五、六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党政军民,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内线斗争。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是在敌重兵压境,敌我经常遭遇的险恶形势下进行的。敌我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每天竟有40多个旅相互周旋于大别山区,战斗十分频繁。于是,出现了一种战争奇观:一条山路,敌我都想争着走;一个村庄往往成为双方预定的宿营地。无论是行军或是宿营,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
  “关键时刻方见伟人作用,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战事险,军情急,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事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全局。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指挥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主帅一一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毅的神态、生动的比喻向部队连以上干部做动员: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九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邓小平这种一切为全局着想的伟大胸怀,为了全局敢于“啃硬骨头”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指战员更加英勇地与强敌展开殊死斗争。
  在敌重兵围攻中,怎样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站在战略全局的位置上考虑问题,不仅勇挑重担,表现了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而且善挑重担,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克敌制胜的策略,显示了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根据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大别山中心区合击的态势,鉴于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作战的地形特点,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实行“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并围绕这个方针确立了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第一,留少数地方武装在中心区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则向外分遣,这既可集中大部队机动灵活地歼灭分散之敌,又可在外区解决部队给养。同时,将敌人牵制到更大的范围里兜圈子,将其拖走、拖散、拖瘦,以减轻中心区的压力,并使留下的地方武装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根据地。第二,在作战上,采取以纵队为单位,适时分遣与集结,打小歼灭战,即以小对大,以弱耗强,以大对小,以强击弱。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寻机歼敌。第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求部队积极寻找敌人的弱点,进退时都取进攻态势,“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按照上述方针和部署,我二、三、六纵迅速撕开敌军的包围圈,牵着敌人的鼻子大周旋,地方武装则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对刘邓主力的大规模合击扑空之后,气急败坏地进行更加残酷的“进剿”“追剿”和“清剿”,使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部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南线三军密切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围攻的指示,陈粟、陈谢两军发起破击平汉线的作战。12月19日,粟裕报告中央军委: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围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有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之打算。对此,他提议陈粟、陈谢两军要长期配合刘邓,直至完全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指示他们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策应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2月22日电告中央军委:“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王宏坤第十纵队)、赵纵(赵基梅第十二纵队),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由此可见,邓小平始终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分析形势,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合的首要标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这个电报中以顾全大局的伟大风格,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他还建议中央军委将刘邓大军第一纵队留在淮北,参加陈粟大军作战,以便外线大量歼敌。
  邓小平这种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崇高品格,历来都是令人敬佩的。抗战时期,当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到延安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邓小平奉命留在太行山前线,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工作,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6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独当一面,勇挑重担,出色地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重要使命。在重庆谈判时,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抢占太行山腹地,逼迫中共在谈判中屈服。为了争取重庆谈判的胜利,他和刘伯承敢挑重担,率部投入著名的自卫反击战——上党战役,以3。1万兵力取得了歼敌3。5万的辉煌战果。这场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之战,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邓小平所常讲的那样:“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这就是邓小平所一贯思之、行之、倡之的全局精神和身体力行的可贵品质。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仅以500多人的警卫部队做掩护,历经艰难困苦,与敌人日夜周旋于深山峻岭之中。他指挥各个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实施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清剿”。六纵辗转于大别山南部地区,先以分遣有效地调动分散敌军,随后抓住敌军一个团孤军防守广济县城的有利时机,从英山急行军100余公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广济城,一举全歼守敌1800余人。二纵、三纵活动于大别山北部和皖西地区,佯以野战军主力在冰天雪地里大踏步进退,连续转战千余里,拖着敌人的数个主力师,胜利地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瘦的艰巨任务。鄂豫、皖西两区地方部队也抓住有利时机,打了多次歼敌数百人的小歼灭战,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里,刘邓大军就歼灭敌正规军及土顽1。5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苦难与辉煌:“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这时,他虽然又黑又瘦,但双眼炯炯有神,身着单薄的自制棉衣虽不足抵御严寒,但坚毅的身躯却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彰显了邓小平举重若轻的伟大风格。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前途。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这一战略行动对于实现战略反攻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起“决定性的战略作用”。陈毅也为此向毛泽东进言:“正因为他们在大别山拖住了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各地打了不少胜仗。”并向党中央建议:“要讲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评价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此后不到两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光荣诞生了。
  

(原载《百年潮》2014年第7期,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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