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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站在统一战线前卫地位

2021/01/22

  姚静芳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同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紧密相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董必武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和工作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宝库。

  坚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董必武一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同时,他对怎样做好统战工作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董必武认为做好统战工作,首要问题是必须认清我党的统战对象,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形象地将党在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阐释为“四个朋友和三个敌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以爱国学生和小商人为主要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亦为革命的有力分子,但缺乏坚韧性;以中等商人为主要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是工人阶级争取团结的对象;只有以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为主要代表的大买办地主阶级才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他始终坚持,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单靠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

  其次,在长期艰险复杂的革命实践中,董必武总结出要实现、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能丢了领导权,必须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不能放弃自己力量的观点,注重把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中,秘密筹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并改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赣两地省委,调整补充了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批农民、学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次,董必武也非常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坚持革命非武装不可,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保证。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著名的斗争檄文中,他指出:“革命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926年,他在汉口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弹药,指导湖北等地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团。在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危机时刻,他亲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励同志们转入隐蔽斗争,坚持“武装斗争”,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保存积蓄了实力。

  开展统战工作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董必武开展统战工作,也有“三大法宝”,即办报纸、办学校和不断学习。

  1919年8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后,本打算筹谋办报,后因资金问题搁浅,转向倡办学校。他选中了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的一处房子,添置教具,聘请刘觉民任校长,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武汉中学一直办到1928年因桂系军阀霸占湖北而暂时中止,其间吸引了大批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来求学,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抗战期间,武汉中学的师生参加革命活动非常踊跃,有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董必武还领导推动了启明工读学校和时中小学等的建立,推行新式教育。1926年,董必武主持筹建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亲自任教,向农民运动干部宣讲统一战线理论。1926年底,董必武筹办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剖析当时革命形势、阐释统一战线之必要性。董必武还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政治委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他将统一战线政策作为必修课向学员宣讲,帮助大家廓清误区、提高认识。

  董必武一贯重视发挥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筹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群众》周刊等,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揭露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和思想基础。1938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中共地下组织,推动创办了《新华日报》,他亲自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很多中共的重要决议和宣言都在上面刊登,在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人士、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持之以恒地学习为董必武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他练就如椽巨笔,得以在和敌人的“文事武备”中应对自如,节节胜利。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将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实行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总结为“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原则。平时,他手不释卷,反复研读马列、毛泽东等的著作,做笔记,组织讨论,并撰写了《宗派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排他性》《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等大量文章。

  始终战斗在统一战线前沿阵地

  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使董必武深切感受到:要战胜敌人,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组织广大的同盟军。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时,董必武就非常注重把各条战线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联合到反帝反军阀的战线上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冒着被捕的危险,坚持留在武汉开展秘密工作,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的三年时间,董必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2年,董必武回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战期间,董必武受党中央委派在湖北负责开展工作。他组织发动了“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并被推举为临时主席。他创办革命刊物、发动工农群众,进一步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后,董必武往返于武汉、南京、长沙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利用合法身份公开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另一方面,秘密筹建恢复被破坏的中共组织,增强革命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多方接触海外同胞,争取国际支持。抗战胜利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

  1944年,《新华日报》刊登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贺寿电,对董必武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

  董必武一生“朴、诚、勇、毅”,为革命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英勇拼搏的革命经历、正确精辟的思想理论、执着坚毅的崇高品格,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群众(2020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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