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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驱--曹壮父

2020/01/09

曹茂铨  陆泉生


  曹壮父,化名王子琴,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龙山镇曹家湾村(一九五三年划归大冶县管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中共南京地委负责人、江苏省铜山县独立支部书记、宜昌中心县委书记、鄂西特委负责人兼鄂西农民暴动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巡视员和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一九二九年春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武昌通湘门外,时年三十二岁。

(一)

  曹壮父诞生的年代,正值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肆意瓜分中国,而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的时期。他在龙山镇高等学堂读书时,就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曹壮父怀着爱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于一九一三年到武汉,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结识了恽代英、肖楚女等进步学生。他们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外国商船舰艇在万里长江上横行霸道,个个义愤填膺,忧国忧民。
  为了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曹壮父除了奋发苦读外,还同恽代英、肖楚女等进步青年学生切磋砥砺,探求人生的理想与救国的途径。十月革命以后,曹壮父如饥似渴地攻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在中华大学预科结业后,曹壮父回到家乡龙山镇,在龙山镇高等学堂任外文教员。一九二二年前后,他在学堂里组织了青年读书班,并从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购买了一批书报读物,供大家学习,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同时,他经常为武汉的一些报刊撰稿,揭露黑暗,讴歌光明,在青年中享有较高的声耀。

 (二)

  一九二二年春,曹壮父考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在校读书之余,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底,按照党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南京地区的党团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曹壮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由于他出色的宣传才能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南京地区杰出的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当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时,曹壮父被推选为省党部秘书长。
  一九二四年暑假,曹壮父由南京回家乡度假。在此期间,他不忘党的工作,积极开展农民革命运动。他在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揭露豪绅地主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他向乡亲们指出: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能获得解放。有志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在曹壮父的耐心教育和鼓励下,曹玉阶、李品芳等青年很快提高了觉悟。经过深入的串连发动工作,建立了阳新早期的革命群众组织——曹家湾“除毒会”,会长曹钦明,组织委员曹振亚,秘书李品芳。“除毒会”以反对吸食鸦片烟毒害人民为宗旨,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除毒会”一成立,便在当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除毒运动。首先,会员们开展宣传活动,贴标语,出告示,宣传吸鸦片烟的危害,然后出布告,勒令土豪劣绅立即缴出全部烟土烟具。多数土豪劣绅慑于除毒运动的强大威力,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烟土和烟具,并一再保证:“今后再不敢吸鸦片了。”大劣绅曹国选自以为钱多势大,抗拒除毒运动,不肯交出烟土烟具,群众对他极为愤慨,遂将他捉到曹家湾老裥堂惩治,直到他低头认罪,答应交出全部烟土烟具,才放他回家。这次除毒运动,得到了广犬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情赞扬,并在全县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阳新农民革命运动的烽火点燃了。

 (三)

  一九二五年初。南京党小组改为党支部,这是南京最早的党支部。当时支部党员很少,只有宛希俨、曹壮父、林剑成(即林丰年)、严绍彭(即严希纯)、陈君起等五、六人。一九二五年八月上海区委成立,九月二十五日区委开会决定:成立浦日地方委员会,指定吴芳、曹壮父,丁发武为委员。不久,即改称南京地委。
  南京党支部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一系列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请恽代英、杨杏佛教授在东南大学、东大附中等校讲课、作报告;和群众个别交谈、推荐《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发动文化教育界成立了“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领导南京学生揭露帝国主义对教会学校学生实行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的发动实质;联合南京几十个单位、团体,开展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销售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放映孙中山先生活动情况的电影,请何香凝、恽代英等演说。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党支部组织南京五万余人,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对推动国民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曹壮父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这些活动。
  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五月三十一日,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党支部宛希俨、曹壮父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南京人民开展声援上海人民爱国反帝斗争的活动,特别强调要依靠和发动工人。
  六月一日,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到会者有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二十二校的代表。会上决定立即行动,声援上海同胞,并推派代表去上海慰问“五卅”惨案中被难家属。共产党员宛希俨、曹壮父以及学联中的共青团员,在这次斗争中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下午,东大附中罢课。第二天组织好的演讲队至下关演讲。
  六月二日,东南大学全校学生罢课,组成东南大学上海惨案后援会,将“五卅”惨案始末用各国文字记述,分寄各国政府和各大报馆,以明真相。
  六月三日,南京全市各校学生罢课,在城南一带街上游行、演讲。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六月四日,河海工科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一万余人,在共产党员宛希俨,曹壮父等亲自带领下,复在城北及下关游行。传单多如雪片,交通为之阻隔。游行队伍高呼“援救同胞!”“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口号,由鲜鱼巷至江边英商和记洋行门前。汇集了各校演讲队,等候工人中午放工时进行宣传。不料,和记洋行厂主闻风各好午饭,招待工人,并发最近工资,以笼络工人;洋行紧闭厂门,不许工人出厂,破坏学生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
  如何深入和记工厂,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领导罢工斗争。南京党支部进行了研究,决定派党支部负责人曹壮父带领严希纯、吴致民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下关,立即成立上海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在下关“云台旅社”租了问房,作为办公地点。曹壮父带领党、团员分别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他们与工人中的骨干个别交谈,召集工人代表开会,揭露英国资本家的阴谋,研究罢工事项,建立领导罢工的组织。和记工厂的工人,因平日受英国资本家压迫惨重,仇恨极深,很快被发动起来。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在和记工厂门口贴出了全体工人罢工的大布告。这是以工厂“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贴出的。全厂五千余罢工工人与五千余名学生组成的学生队汇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工示威后,在曹壮父等领导下,和记工厂工人向厂方提出惩办“五卅”惨案凶首,承认和记工会、改善生活待遇等十三项复工条件。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曹壮父等同志领导的这次罢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英商和记洋行,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说:“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高度地赞扬了和记工人的罢工斗争。和记工人罢以后,南京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九二六年二月,江苏省觉都令曹壮父前往广州接洽党务,曹壮父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牺牲了毕业考试,毅然前往广州。从广州回来后,曹壮父便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他以上海大学附中教员的身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地积极工作。
  八月间,中共江浙区委(设在上海)为了加强战略要地徐州独立支部的领导,派曹壮父到铜山,任中共徐州独立支部书记。
  在以曹壮父为首的独支领导下,党的活动迅速向农村发展,并建立了铜山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东贺村党支部,支部书记蒋培。同时,在铜山县还建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会员达八百余人。随后,党的活动继续向外县发展,不久,在泗县、邳县、雎宁县等地相继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二六年秋,铜山党组织在曹壮父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会址在徐州城南段家花园(今海郑路小学),会议进行了一天,出席的代表约二十人,会上学习了马列主义,提出了今后党的任务,号召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四)

  一九二六年底,曹壮父调到湖北区委工作。十二月底,湖北区委为加强党对宜昌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派曹壮父等人到宜昌工作。曹壮父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党内职务是宜昌特别支部书记。在曹壮父等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宜昌地区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并且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建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打开了宜昌地区革命的新局面。
  这时,曹壮父对国民党右派,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日益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已有所察觉和警惕。一九二七年二月,曹壮父回武汉向湖北区委汇报工作,之后,湖北区委改派胡启藩到宜昌接替了曹壮父的工作。同年六月夏斗寅叛乱被平定后,曹壮父第二次到宜昌。这次,他是以国民党鄂西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来的,委员有段德昌、张一凡等数人,曹壮父在党内任宜昌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规定,制定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为武汉、鄂南、鄂东、鄂西等七个暴动区。开始,因鄂西特委尚未组织成立,暂派中心县委书记曹壮父指挥该区工作,并由省农民部派出一、二十人赶该区协助工作。九月初,省委因鄂南即将暴动,根据鄂西情况可作响应,决定在九月十二、三两日举行鄂西农民大暴动,并决定:一、以张计储、张善孚、曹壮父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驻江陵。二、革命委员会以特委三人及李云卿,李式文,李超然及二军(国民革命军)同志一人组织之。三、以曹壮父任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
  正当鄂西暴动在积极准备的时候,由于二军叛离,环境变得恶劣了。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特委和总司令部决定大部分同志上山打游击,以图再战。当时当阳、远安方面来报告说:那里的新式武装可集合二百余人,群众可供调遣者尚不在内。据此,特委决定派曹壮父亲自前往调动和指挥。
  尽管后来鄂西暴动区与其他暴动区一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土豪劣绅还是遭受了一定的打击,特别是革命风暴的烈火,已在广大农民的心中点燃,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决定调曹壮父为鄂东特派员暂时兼管九江交通局。同年十二月,党中央派遣曹壮父为中央巡视员到鄂豫边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他一到鄂豫边,立即向特委传达了“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关于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批判,关于建立红军,建立工农主政权和执行土地革命等许多正确的决议。这对于鄂豫边党和红军克服右和“左”的两种倾向,进一步加强党的正确领导,加强红军的建设,扩大游击战争和发展土地革命斗争,都有着直接的重大作用。
  十二月十五日,曹壮父向党中央汇报了黄麻地区游击战争的情况,并提出了在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河南的罗山、光山、商城,安徽的六安、霍山等边界地区,建立一个鄂豫皖苏维埃局面。他提出了三条理由:从地理上看,鄂豫皖边区为大别山脉所绵亘,山势之险峻,不亚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从政治上看,鄂省军阀虽因黄安暴动而倍加注意,但至今半年,敌人的所谓的“赤焰”,仍大有燎原之势,致令军阀束手。河南的东南数县,除李振亚的土匪军队不属于任何军阀系统外,冯系军阀亦无力顾及,而且捐税繁重,为豫南人民所痛恨,豫南民众之需要革命,异常迫切。安徽六安一带,亦向为土匪盘据之区,皖省鞭长莫及。从主观力量上看,湖北以黄安为中心,河南以商城曲中心,黄安与商城的力量仅隔麻城县之黄土岗区,相距约五十里,革命力量有可能联成一片。在当时革命初创时期,曹壮父能够较早地提出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建议,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当时的党中央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中,认为还不能“仿效湘鄂赣边界特委的例”,拒绝了这一正确的意见(但同意边界各县必要时可召开联席会议)。同时也不同意当时红军在边界山区割据。但是,鄂东特委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意见。他们积极与各省邻县联系,继续为推进鄂豫皖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现而努力。这为后来创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现曹壮父提出的建立一个鄂豫皖的苏维埃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湖北省委机关和武汉三镇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湖北省委,曹壮父被调任新的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在上届省委机关被破坏时,曹壮父受到武汉敌人的通缉,但他仍毅然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到武汉就职。当时,上届省委刚刚遭到严重破坏,武汉三镇党组织或被破获,或与省委失掉联络;省委与外县的联系,则完全断绝。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地下工作万分艰苦的情况下,新省委积极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是在武汉三镇寻找线索,在很短时期就找到党员一百五十余人,除织布、造纸三、四个生产部门没有线索外,其余各方面都逐步开展了工作,与汉阳县委也恢复了联系。与此同时,新省委又积极设法与外县取得联系,并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汉口跑马厅举行了省委扩大会议,到会有鄂南,鄂中、鄂西、大阳区(大冶,阳新)、东北区、京汉路的代表。他们热烈讨论了游击战争和白区斗争问题,并通过了各项决议案。此外,新省委还积极支持工人罢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省委还在铁路外五福里楼上建立了秘密印刷机关,由曹壮父具体领导,他经常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旬,时值旧历年关,由于叛徒告密并直接带领伪军警捕人,省委机关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武汉三镇陆续被捕者达四十二人。曹壮父和省委常委叶开寅,秘书长杨石魂在汉口楚善里省委办公处被捕,关押在湖北监狱。
  曹壮父被捕后,化名王子琴,假报籍贯为宜昌,虽受尽敌人各种酷刑,仍坚不吐实,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又百般威胁利诱,曹壮父始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
  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在凄风苦雨之中,曹壮父被敌人杀害于武昌通湘门外。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激昂悲壮,响彻寰宇。
  曹壮父离开我们已有五十四年了,但是,人民仍然怀念他。
  当年阳新人民为悼念曹壮父烈士所写的一副挽联至今广为流传:
  滔滔江淮留战绩,
  巍巍龙角悼忠魂。


  来源:《湖北英烈传(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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