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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09/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不论从世界发展态势看还是从国内发展要求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都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11日)
  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复杂局面,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我们强调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1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去年,中央作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三期叠加”进一步作了分析,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久前,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里,我想用对比的方法,谈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几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但我国有十三亿多人,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余地还很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只要有钱敢干,投资都有回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只要有成本优势,出口就能扩大,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来的国际市场也是重要资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创新方式层出不穷,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竞争优势、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来自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越位,有的来自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盲目投资,有的来自缺乏长远考虑而过度承诺,有的则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直接关系。综合判断,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现在,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适度干预但不盲目,必要时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坚定出手,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动发展新模式。
  以上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在“三期叠加”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这也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有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有的则可能发生变化。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245页
  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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