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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回忆

2017/06/20

郭万夫

  1931年夏,我考入公费制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简称“国师”)。当时,我只有16岁,怀揣一颗求学救国之心,梦想通过获取知识拯救贫穷落后的国家。然而就在当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国师”在我们山西乃至全国都久负盛名。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王世英等一大批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出自这所学校。虽说我入学时还年轻,但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三省、进而想吞并全中国感到义愤填膺。当时我们学校的抗日气氛很浓,同学们的抗日情绪也都十分高昂。在这种环境中,我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大声疾呼“抗日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就开始步入抗日的行列了。
  1933年7月,我经“国师”同学马希贤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九一八国耻两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参加了全校罢课运动,在上街游行示威和散发抗日宣传品时被捕。先被送入太原市公安局,后被关在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至1935年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后转入山西第一监狱关押。狱中关押有我党的很多老同志,其中包括山西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他们给我讲革命道理,讲党的纪律,包括组织我们参加狱中斗争,如为改善待遇和后来要求无条件释放而进行的绝食斗争等。经过牢狱的磨砺,我更加坚定了革命与抗日的信念和脚步。
  1934年,我经难友马希贤介绍并经狱外党组织和李雪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狱中,我们秘密进行组织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前,时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监狱来看望我们并讲述西安事变后全国业已形成的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同时传达党的指示,要我们充分利用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释放在押政治犯的承诺,争取早日出狱,投身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最终他利用与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将我们(包括被关押在山西陆军监狱的王若飞)先后营救出狱。我在经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和数次绝食斗争之3年半后,终以政治犯身份于1937年4月提前出狱而转到山西训导院。1937年5月,我在山西训导院经高克亭(高举)和王孝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
  1937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我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的“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并任七连地下党支部书记。期间,我还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9月,军政干部训练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任五团十连指导员并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教五团”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
  1938年春天,日军分九路围攻我太行根据地。我们在一二九师首长的统一指挥下,攻打驻守在山西襄垣县质亭镇(山西南北公路交通枢纽的日军。我任职的十连仅一个连的兵力,头天晚上进入阵地占领制高点进行战前各项准备,第二天拂晓就开打,一打就是两个多小时,直到驻守质亭镇的日军弃城而逃。战斗中,我们连有6人负伤。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打鬼子。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称赞不已,说这是头一次看到中国军队打日军且还打了胜仗。质亭镇及附近老百姓都主动给我们做饭、送饭,用烙饼、馒头等好吃的来犒劳我们。记得那场战斗后,我们连还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传令嘉奖。
  至于以后的战斗就更多了。百团大战前我历任八路军武安县(河前地方工作团主任、磁县(河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处主任。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来犯之敌。百团大战期间粉碎国民党(朱怀冰)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我被调到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任政治部主任。任务是配合正太线的正面战斗,在平汉线同时展开破击战和袭击战,从而粉碎敌人所谓的“囚笼战略”。
  1941年,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撤销后,我调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委员),司令员是皮定钧。我们驻扎在平汉线以西,经常在平汉线一带打击敌人。主要使用破击战术,破坏鬼子的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线及其沿线的桥梁、仓库等,使敌人不能凭借铁路和公路来进攻我们。我们还经常组织老百姓把铁路的道轨扛回来用在自己兵工厂里造武器,如步枪、掷弹筒等。我们这样搞破坏鬼子也奈何不得。记得有一次,我们负责破坏从河南安阳煤矿通往根据地的漳河桥。先偷袭了桥这边敌人的碉堡并生俘7个敌人,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柴草摆在桥上放火点燃。桥那边敌人眼看桥被点着也不敢出来,因为鬼子不知道我们到底来了多少人。破击战的特点是参战部队人数不多,便于灵活机动。但要避免白天活动暴露目标,部队又必须在天黑前就进入阵地,先到老百姓村子里隐蔽起来并封锁消息,等到天黑再作战。有一次,我和皮定钧在一座炮楼上老远看到日军好几百骑兵向我们扑了过来。皮定钧非常冷静,立即派通信员给潜伏在那一带的部队送信命令要沉住气,不管怎样都不准先动手以免暴露目标。可日本骑兵一下就冲到我们一个营住的村里,这下子不打也不行了。结果在那场战斗中营教导员牺牲了。
  1943年,党中央决定更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决定从部队里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工作。刘、邓首长亲自把我派到太行三地委任武装部长兼太行第三军分区武委会主任。由部队到地方待遇是一个很难过的关。在部队我是军官,有马骑,有警卫员,待遇较高。可到了地方就没有了那些待遇,脱了军装也就不是军人了。但我表示会绝对服从组织需要下到地方搞民兵武装。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地雷战等。太行第三军分区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地雷战最多,效果也最好。三分区的民兵发展很快很厉害,涌现出像神枪手关二如(大军南下时在三纵队任指导员,后光荣牺牲)、地雷大王王来发这样一大批传奇式英雄人物,他俩也都参加了太行第三军分区召开的民兵群英会。每当日军发起对根据地“扫荡”时,掩护老百姓转移、打击敌人都主要靠民兵。我们在武乡、左权一带组织民兵开展的地雷战、窑洞战重创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的正面作战。
  在太行三地委搞武委会工作也很不容易。抗战初期各地建起“抗日自卫队”。只有在“自卫队”里表现较好有战斗力和有一定政治素质的队员才能当民兵。民兵,顾名思义首先就是要保护老百姓。日军一来民兵就把老百姓全部转移,然后就地展开打“麻雀战”“地雷战”  “窑洞战”与敌周旋。民兵,平时是民,战时是兵,就起这个作用。这个“窑洞战”很有意思。武乡的窑洞像楼房一样好几层,敌人进不去,烟也熏不死,民兵就凭借这些窑洞把老百姓给保护起来了。民兵对日军的杀伤力相当大,因为日军到处都会遇上民兵特别是民兵的“地雷阵”。老百姓知道鬼子进村就有挨家挨户搜刮民脂民膏的毛病,于是配合民兵在自家的锅里装上地雷,敌人一揭锅盖就爆炸。后来,民兵在实战中还想了个更好的办法:把地雷埋好后拿羊蹄在路面上踏出蹄印,并在上面撒上羊粪布置成羊群刚走过的假象,结果敌人的车子一过去就被地雷炸翻了。
  直到1944年,我军进入全面大反攻,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随军出征的民兵、自卫队就达百万之众。根据地民兵队伍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总共还不到百万人,而民兵已经发展到200余万人。
  1945年,我调任太行军区武委会副主任,曾参与组织指挥民兵参加了平汉战役。我全部精力都放在地方武装的组织和民兵队伍的建设上。太行军区前后召开过两次大规模群英会,民兵都是主角。1944年11月在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第一届群英会,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李雪峰等领导与300多名英模参会。邓小平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民兵在整个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46年12月在长治召开第二届群英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区党委、行署、军区、武委会的领导与400多名英模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出边区英雄模范110名,其中绝大部分是民兵。
  从我上述的抗战历程中可以看出:抗战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的代价换来的。所以我们才说: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摘自《党史文汇》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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