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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邓小平同志参观八七会议会址作讲解

2017/07/24

周  斌

  1980年7月15日,我受组织委派在汉口鄱阳街139号的中共八七会址接待故地重游的邓小平同志。和我一起参加接待的有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张靖琳、市文管处副处长王德卿、市文管处副处长李子仪、市文管处革命文物科科长张志善、市文管处美工曾智德、八七会址纪念馆负责人杨溢,还有陈辉、王玲莉、吴跃平等八七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省委的接待要求,当时在现场同志都不能披露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统称为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接待过程中,除我之外,陪同参观的同志不能随意提问和插话。接待的具体分工是:我负责引导讲解并提问,张志善同志负责录音,曾智德同志负责摄影,其他同志陪同参观。我当时是市文物管理处革命文物科还未入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确定由我近距离接待邓小平同志,是因为我曾参加八七会议的资料征集,会址考证确定和陈列展览的设计制作,对八七会议及其建馆情况比较熟悉。
  上午9时05分,一辆面包车(考斯特)停在八七会址前的马路边。车门打开后,身穿白的确良短袖衬衫、绿色军裤,脚穿圆口布鞋的邓小平同志第一个从车上下来,在门里等候的我立即快步上前迎接。随后下车的有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女儿邓楠以及外孙、外孙女,还有警卫秘书张宝中、东湖宾馆的服务员等。
  邓小平同志下车后,按照事先确定先参观复原陈列后参观辅助陈列的路线,在我们的引导下,从鄱阳街139号大门进入,经过左侧小门,在张宝中的搀扶下沿笔直的楼梯一直上到二楼会址。八七会址所在的怡和新房建于1920年,为典型西式公寓,坐西朝东,依次为临街走廊、前房、后房和厨房。同样大小的前后房中间由木格栅门隔开。前房与临街的内走廊相连,当时按陆定一1966年2月在现场的指认,复原的会场设在前房,主席台朝东,靠近隔栅门。
  邓小平同志从后房门进入房内,走到主席台前停下来,环视室内的布置。当时会场陈设是按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布置的。有一个类似课桌式样的桌子放在前房靠隔栅门的中间,为主席台,下面摆放着不同风格的凳子、椅子。对会场的布置邓小平同志没有提出异议。这时我说:“邓副主席,你看会议是在前房还是在后房开的?”邓小平同志回头看了后房,沉思几秒钟后用纯正的四川话十分肯定地说:“在后房开的。”
  看完会场,邓小平同志又在张宝中的搀扶下沿上来的楼梯拾级而下,我紧跟其后。这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已赶到八七会址,正准备上楼,看见邓小平同志下楼马上停下脚步在门厅等候。在离地面还有二三级台阶时,陈丕显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打招呼,并问会场像不像。邓小平同志边下楼边说:“像!像!”与陈丕显书记同来的有《湖北日报》记者张其军、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陈祖武等同志。
  邓小平同志和陈丕显同志汇合后一同步入一楼展厅,参观1978年8月7日八七会址开馆的布置的基本陈列。当时的陈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八七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为八七会议召开的情况,第三部分为八七会议的意义与影响。我按照展览的顺序,非常简单地介绍展览的内容,因为邓小平同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1927年初,邓小平同志从苏联回国,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到冯玉祥所属的西安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同志等人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六七月间,邓小平同志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被任命为中央政治秘书,并将自己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我希望的是在陪同邓小平同志参观的过程中,更多地听到他对当时历史情况的回忆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的讲叙。当我介绍八一南昌起义时,邓小平同志插话了。他说:“八一南昌起义也是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举行的。”在展览中,我们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内容放在八七会议召开前的历史背景部分。邓小平同志讲这句话是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五人常委主持工作期间曾作出日后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三项重要决定,即:第一组织武装起义,第二发动秋收暴动,第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随即中共中央积极为落实三项决定做准备。中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举行,由于局势紧张,交通不便,许多代表,特别是外地代表难以按时赴会。一直拖到8月7日才召开。从中央紧急会议召开时间看,原定召开日期早于南昌起义。中央紧急会议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必须制定新的路线和方针,以领导人民进行新的斗争,而新路线、新方针的核心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昌起义的确是贯彻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的精神。
  第二部分的第一块版面展示的是八七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对邓小平同志的介绍为“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同志在参观时强调说:“是政治秘书!”“1927年6月,我来到武汉,当时陈独秀要搞大中央,设八大政治秘书,我是其中之一。”紧接着我问:“八大秘书还有谁?”邓小平同志回忆说:“还有刘伯坚,其他的记不得了,还有的没到任。”
  邓小平同志在回忆会议情况时说:“我提前三天就到了会场,到会的二十多位代表由交通员分两三天分批带入会场,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离开,我在代表走完后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先后在会场待了六天。”
  在展示八七会议记录的版面前,我问邓小平同志会议记录是谁记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是我记的,可能是瞿景白记的。”我说:“是瞿秋白的弟弟吗?”他回答说:“是!”
  在参观八七会议代表照片的版面时,我介绍了照片的顺序和排列的依据。邓小平同志听完后说:当时没有这个规矩,这些人到会了就是了。在看到陆定一的照片时.邓小平同志笑着说:“都是年轻人。当时我23岁,陆定一同志才21岁,比我小两岁。”在场的人听了都笑起来了。
  参观结束后,我立即提出请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这时邓小平同志一面摆摆手(其意表示不题),一面向门口走去。站在我旁边的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张靖琳同志马上提出请邓小平同志与工作人员合影的请求,快走到门口的邓小平同志欣然答应,转身退回到展厅中央,与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合影。
  当年9月,我们才明白在会址邓小平同志没有题馆名的原因。1978年6月,我曾带着省委报告赴北京中央办公厅,请求邓小平同志为即将开馆的八七会址题馆名。结果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中办同志电话通知说:邓小平同志很忙,题字以后再说。直到1980年3月,李维汉同志到八七会址参观时,仍未收到邓小平同志的题字。于是在李维汉同志参观结束后提出请他为八七会址题馆名的请求,因李维汉同志当年为八七会议执行主席。李维汉同志当即表示:“这个字我不能提,我请一个人来题。”当时李维汉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请谁题。1980年9月,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信函,内容为邓小平同志为八七会址亲笔题写的馆名:“八七会议会址”。原来李维汉同志回京后,所请题字的人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20日在家里为八七会址题写了馆名。2004年。我们为举办邓小平同志百年纪念展到北京征集照片,征集到由警卫秘书张宝中同志拍摄的邓小平同志为八七会议会址题字的彩色照片。
  当邓小平同志结束视察走出大门时,聚集在马路边自发的市民群众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小平同志向群众招了招手,然后在陈丕显书记的陪同下乘车离去。
  邓小平同志53年后再次来到他当年筹备的八七会议会址,尽管视察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但对研究会址复原和会议情况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主要有:第一,确定会场设在后房;第二,明确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秘书:第三,邓小平同志没有在会议现场做记录:第四,邓小平同志具体筹备并参加会议,先后在会址住了六天。
  邓小平同志这次视察后,市文物管理处很快进行研究,对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进行修改。
  (作者曾任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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