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记忆拾贝

漫忆李四光一家

2017/08/01

杨静远

  父亲、女儿、女婿,一门出了三位院士,这是我国科学界独一无二的院士之家。这个家庭,为祖国的尖端科技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现在,他们都相继离世。除了对他们深深的景仰,我还怀着难以消弭的私人怀念。因为,说起来,李四光一家和我家是世交。早在1920年以前,我的父母与李四光在留英期间相识,结为知交。我父杨端六在伦敦大学学经济,我母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学文学,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学地质。由于志趣相投,我父还曾有意将他的一妹介绍给李伯伯,但由于我姑姑已另有心上人,未能如愿。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到这事,不无惋惜地说,要不然,熙芝就是我的表妹了。1920至1921年他们先后回国,在漫长的数十年中,聚少离多,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而第二代的我和他们的女儿李熙芝(后改名李林),又自然地成了童年时代的好友。下面,我从生活的角度,把我能记忆的点滴记述如下,以示纪念。

在上海

  我最早结识李伯伯一家,是在1928年的上海。那时我母亲再度游学欧洲(法国)归来,把我从北京外祖父家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家住北四川路四达里,与周鲠生伯伯一家合居一宅。1928年,父亲离开供职8年的商务印书馆,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与李四光、傅斯年分别主持三个研究所,两家来往更密切了。我和熙芝同年出生,我在年头,她在年尾。我只知道李伯伯是湖北黄冈人,最近才从网上得知他祖上是南迁的蒙古族人。李伯母许淑彬是无锡人,学音乐,是一位温文优雅的大家闺秀。那时她开始教熙芝弹钢琴,但熙芝的一个食指因伤短了一截,大概为此没有正规学下去。这张两个五六岁小女孩亲热偎依的合照,是那时留下的仅存的老照片。

在武汉

  1928年,一批留英同学受命到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共同筹建以王世杰为第一任校长的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任筹备委员长。我母亲也在第一批教授之列,任教外文系。1929年9月,她带着我先赴武昌,我父因在中研院任职期间患白喉重症,辞职治病,1930年9月才去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后又兼法学院院长。武大原址在武昌东厂口,逼仄简陋,不利发展,李四光倡议并偕同叶雅各教授查访四乡,选定了风光旖旎的东湖畔的珞珈山。1932年,新校舍建成,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教授们住进号称山前“十八栋”的别墅式楼房(一区)。我家住第三排的327号(现编号17号楼),左侧是前后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校长楼”,右侧住着教务长皮宗石一家。李四光家住哪座楼,想不起来了。1933年,我家搬到第一排新建的332号(现编号1号楼)。1949年武汉解放前,我家迁居新建的特二区排房16号。在一区,王世杰的长女王雪华、李熙芝和我,同为附设小学的高年级生,成为密友,自称“桃园三结义”。但1933年王世杰就任教育部长,王雪华随去南京;大约此前,李四光回上海中央研究院,后去北平就任北大地质系主任,“三结义”就此散伙。不过从一张老照片看,李伯母和熙芝似乎还在珞珈山多待了一段时间。那是1932年11月,胡适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在他与武大同仁的合影中,胡适左侧的三位女士,依次是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因她们的文学成就,被誉为“珞珈三女杰”。在倒数第二排右二位置的圆脸女士,就是许淑彬。我记得,在一次附小的联欢会上,李伯母演唱过英国一战中流行的一首名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景山东街

  1931年夏,母亲为治病,携9岁的我到北平,在景山东街的李四光家住了一个暑假。那是一处幽静的四合院,大门正对着景山的红色东墙。李伯伯好像外出考察去了。李伯母、熙芝和我们母女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熙芝指着景山告诉我,那是煤山,领我去看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我们同游了西郊的“万牲园”(即今动物园),动物虽不多,但大门口那一高一矮的两个标志性的看门人,却把游人逗得直乐。一同游故宫,一同骑驴游西山,一同逛琳琅满目的东安市场。看过一次京戏,似乎是梅兰芳演的《天女散花》。李伯母每天给我和熙芝一人一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当时还是稀罕物。到下市时,我们面对面细细啃着那最后一枚美味的鲜果。这样富于文化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是我在有点土气的商埠武汉不曾见识过的。

几上庐山

  抗战前,我家大约三次上庐山避暑。西人开发的牯岭别墅区有我外公购置的一所别墅,位于长冲河中段的剑桥路(后改称中四路)78号。李四光家在芦林区有一别墅,李伯伯当时正在庐山上作地质考察。至少有两个夏天,我家和李家常互相串门。一次,熙芝患肺病,她每天要喝六碗牯岭镇送来的牛奶,那是专供山上的洋人饮用的,特别浓纯。后来她的病就好了,眼看就长得壮实起来。她家坐落在半山腰,从阳台望下去,郁郁葱葱的芦林风光尽呈眼底。他们好像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具我不曾见过的幻灯式的东西,透过镜头,可以观赏镜片上的各色风景。可惜这别墅在1970年毁于火灾。上世纪80年代,该别墅重建成为中科院庐山疗养院。最后一次在庐山相聚是1937年夏,我们都已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王雪华一家住在与我家毗邻的牛津路。三个好友又玩在一起,一同在长冲河里赤着脚跳石头,在凛冽的芦林游泳池里游泳,欣赏外国女孩飞燕式的跳水。这游泳池后来填掉了,开挖了一个大面积的芦林湖。几个步入青春期的女孩也谈起某些私秘的话题。熙芝告诉我们,孩子是怎样由父母孕育出来的。我听了十分惊诧,她却若无其事,说是她妈告诉她的。可见她家的家教那时就很开明。李伯母好像在搜集山上采石工和建筑工唱的劳动号子,准备作曲。有一个号子我听了一夏,牢牢记在心头。

抗战八年

  抗战期间,各校为避战火,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我和雪华同入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学文科;雪华入中央大学学医,校址在成都。熙芝在桂林入广西大学学机械。她就是在这时改名李林的。三个朋友分道扬镳,思想交流渐疏,但偶尔通通信。我在《让庐日记》里两次提到熙芝。1944年11月23日记:“接到熙芝从成都来的信,她已经到成都了,我的老朋友!我多想见她啊!”她已毕业,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12月6日记:“接到熙芝的信,附一张照片。这老妹子,长变了,电烫头发,看不出什么风度,可是真诚坦白如故。我心里一阵暖。我把它放在嘴上,贴在脸上。啊,人间多少爱!”1945年我获密歇根大学巴伯氏东方妇女奖学金,李林通过李约瑟推荐,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奖学金。我们又在重庆聚首,一同跑教育部、外交部、领事馆等办出国手续。这期间我去看过一次李伯伯、李伯母。1946年在上海办妥手续出国了。



Copyright @2014 www.hubeids.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10325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