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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第一届政协“上京考个状元”

2017/08/29

袁雪芬

  1949年夏季的一天,当我刚结束47天地方戏剧研究班学习生活之际,还来不及小结个人的学习收获,就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的当面通知:要我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特邀代表,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务,使我手足无措。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何德何能与艺术大师们去参加这么庄严神圣的会议,再说我只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普通演员,只要求让我好好地演戏而已,请另找一位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吧!”这使周而复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他。
  记得上海解放后不久,于伶先生曾对我说:“我希望你不单成为艺术家,还应该成为政治家”,“政治是什么?是是非和爱憎。你有明确的是非观和爱憎观,你的生活和演出都反映出了非常明确的爱憎观念;这是非常单纯的,也是非常可贵的,你比人家高明之处,是你反对压迫和要求进步,往往行动在先而认识在后,你已被卷入政治而你不承认是政治;你有鲜明的政治素质,应该成为艺术家和政治家。”尽管于伶先生曾批评过我行为在前,认识在后,指出政治即爱憎是非的问题,可碰到具体事,我那“超政治”的思想又冒了出来。关于进京参加政协会议,于伶先生对我说:“你与三位艺术大师去参加会议,讨论治国的共同纲领,是非常光荣的。你在戏中常常提到上京赶考,你连京城都没有去过吧?这次你上京去考一个状元回来不好吗?”我就这样被于伶先生说动了。临走前,他笑着说:“送孩子上京考状元去了。”
  从上海去北平,要过长江、黄河。火车到南京下关,人下车后,与火车分别摆渡过江。这些都让我感到新鲜。极目四野,心境拓展,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尽管从小随科班由嵊县顺曹娥江到绍兴,又从钱塘江到杭州,然后又到黄浦江畔的上海演出,已成为一个远行者了,可是从上海到北平需29小时的火车行程,与此前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远行。在车上与工人范小风、学生运动者张本等交谈的同时,我也担心着自己如何参加这么庄严的会议!
  一到北平就被安排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与我同住的是部队医生李兰丁,她年龄与我相仿。看她一身旧军装非常朴素严肃,与她一比,我穿着灰色格子呢的夹克衫,就显得洋气了。我与她除了打招呼外也没有交谈。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给我送来了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就要走,我叫住他问:“还有一位的牛奶、鸡蛋呢?”他回答我:“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给您的,听说您在旧社会生过肺病,所以给予特别照顾。”我听到这句话,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我还从未见过周副主席,他是日理万机的共产党领导,怎么得知我这个演戏者曾得过肺病呢?记得1942年春,因搭档马樟花被迫害致病而死,激起我愤愤不平而咯血不止。前后台老板以及所谓我的保护人舅舅,让我吃点八卦丹,仍逼我上台演出。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啊!那样刻骨铭心的感受,怎么能忘怀呢?
  紧接着通知我与一些特邀代表去见周副主席。先是满头银发的长者林伯渠同志出来,和蔼可亲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出来了。他身穿深蓝色的中山装,两道浓眉,光芒四射的眼神,精力非常旺盛,显得气度非凡。我见他与代表们像故友重逢那样一一热情握手,而且总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讲出几十年前在重庆、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人和事,真是谈笑风生话友情。见到我时,他像见到熟人一样地亲切握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看过你演出《凄凉辽宫月》。”这时我才知道,当年报上登的中共代表看越剧,原来就是周副主席啊!虽是第一次见面,他使人毫无拘谨、感到如同长辈一般亲切。周副主席对我们说:“非常欢迎大家到北平来参加会议,中国人民盼了多少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希望你们来一同讨论共同纲领,商量国家大事。”
  我当时感觉得到周副主席讲话的分量,原来要大家来讨论商量国家大事的。被旧社会视为戏子的我,竟然也能参加商量国家大事了!我只有用心听、用眼看、用心思考,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开会前,邓颖超大姐接我去中南海住所吃饭。那是临时住所,一间一隔为二,分为餐厅和卧室,让人感到共产党领导人的俭朴生活。一起吃饭的还有孙维世。饭后邓大姐带我到怀仁堂看程砚秋等演出的京剧专场。刚坐下看到毛泽东主席来了,邓大姐让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与我握手时说:“欢迎,欢迎,第一届文代会你没有来,这次政协会议欢迎你参加。”我竟讲不出一句话,只是不断点头。
  又一次,周副主席设家庭便宴,欢迎郭兰英、李波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演唱《翻身道情》等得奖回国。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我也被邀参加了,毛主席带着小女儿李讷也乘着余兴参加活动。郭兰英与李波演唱得奖唱段后,要我也唱一段,我只好唱了一段《卖青炭》中“三翻十二郎”。然后舞会开始,陈毅市长过来邀我跳舞,我摇摇头说:我不会跳舞的。大家感到意外,来自大上海的演员不会跳舞!我听到陈毅市长毫不介意地说:“这孩子很单纯。”邓大姐过来问我:“雪芬同志,你为何不跳舞呢?”我回答:“我不喜欢跳舞,所以不会跳。”毛主席接着说:“我来收你做学生,这不叫跳舞,这叫听音乐走路……”毛主席一边和我听音乐“走路”,一边问我越剧改革中《西厢记》中张生等的情况。我眼看天花板,听着音乐“走路”的心情仍很紧张,问毛主席怎么知道我演过张生的,毛主席说看过《雪声纪念刊》,了解了一些越剧改革的情况。最后我向毛主席道歉:踏痛您的脚了,说明我是不会跳舞的。这十分尴尬的窘况,今天仍记忆犹新。其实舞台上的舞蹈比交谊舞复杂得多,不喜欢交谊舞的我就是不学。自己所厌恶的喝酒、赌钱、跳舞、交际等,不管国内国外活动,我行我素,宁愿尴尬也不附和。
  在政协会议期间,我除了用心听着,很少开口。除毛主席的报告、周副主席的《共同纲领》起草报告外,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起义将领、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各阶层代表的发言,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亲眼看到天安门前一群建筑被推倒,将建造广场。我参加了在广场中间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看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铲土奠基。我的心中洋溢着喜悦和兴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我有幸成为这一神圣时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1949年10月1日,我们代表跟随新选出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广场人群一片欢腾。我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腰杆,这划时代的一刻永驻我的心中。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感到非常自豪!历时7个小时的游行巨龙,浩浩荡荡,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也激励着自己的斗志。
  在把北平改为北京的40多天政治生活中,我吸取了大量的政治营养,开拓了政治视野。尤其同室的李兰丁讲起她从学生参加革命队伍,到改造成为一位革命军人的经历,深深启发着我。这不正是周副主席安排李兰丁与我同室的良苦用心么!虽然我与她年龄相仿,可是从她身上感到有种自觉的意识,而这恰恰是我缺乏的。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呢?于是我萌发了入党要求,把丰富的政治营养化为人生的追求。
  在京开会期间,周副主席与邓颖超大姐多次接我去吃饭、交谈。一次周副主席说:“我放张唱片给你听听。”一听,竟是《凄凉辽宫月》。那唱片是于伶先生要去送朋友的,原来他送给了周副主席。在一次饭后,邓大姐说:“雪芬同志,我们陪恩来同志散散步吧,他已好几天得不到休息了!”我就跟随他们在园中散步。周总理回过头来对我说:“年轻人,与我写写信吧!你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问题困难都可以写,我们交个朋友嘛。”我连连说:“好,好!只是我的字写不好,有事,我会叫人替我写信告诉您的。”周总理马上说:“我知道你是从小学戏的苦孩子,没有能好好地读书,我不看你字写得好不好,我要看你的真情实感嘛!”我从众多革命者身上受到过教育,对我教育最大的莫过于周总理与邓颖超大姐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了。他俩是共产主义的化身,水晶般的透明。他们似乎在启迪我像他们那样活着才有意义。于是我在离京返沪前夜,再次来到总理、大姐处时,就对他俩表白:来北平开会前,我还欣赏自己是个“超政治”的只愿演好戏的演员。这40多天来的所见所闻,促使我要做一个清醒的自觉者,我要求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总理与大姐听后,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求入党做一名共产党员不是为了个人。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组织提出。”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真正认识政治和自觉关心、参与政治活动的开始。至1998年以前(除“文革”期间),我一直担任上海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人民代表,一切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也一直身体力行地这么做。
  (摘自《传承》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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