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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惨烈的宜昌阻击战

2017/09/05

蓝金安(口述)  沈建文(整理)

  我叫蓝金安,1920年出生,老家是黄陂县西乡(今黄陂区天河镇蓝家大湾)。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我小时候在家乡读书,十一二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我叔父在汉口做生意,且生意不错,所以他就带我来汉口读书。
  1937年底,日本占领南京后,武汉也紧张起来,市里所有机关学校都往西南迁。当时我在汉口私立第一高中读二年级(学校后来迁往鄂西利川县)。当时一些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到了武汉,我们学校组织慰问队经常去慰问他们。通过与伤兵接触,便萌发了爱国思想,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心想反正国家都快要亡了,读书也没有用,投笔从戎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很多学生报考了军校,除了黄埔军校外还有战干团。我叔父也赞成我报考,能进黄埔军校最好。
  大概在5月份左右,武汉整个城市都在疏散,秩序很混乱,也正是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十五期招生了。不只我一个,很多同学都纷纷投入到了抗战的浪潮里。
  我考入黄埔十五期步科,由武汉搭乘火车到湖南长沙,再步行到湖南武冈,那是个分校。我进去以后,有半年的入伍期,经过学习和基本训练以后才正式升学,学制为两年。黄埔军校的训练很严格,办学条件比较差,学员们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绑裹腿,天天步兵操练,天天在野外训练。开始是单兵训练,以后是班排演练,要在学校里面学习如何当排长,因为以后出去要当排长的,所以要学习如何带人。虽然很苦,但大家都吃得消,年轻人嘛,血气方刚的。
  我是学重机枪的,白朗宁跟三井式重机枪,我对那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全连都学这个。我记得连长是第六期的曾顶,这个人不错,湖南人。排长是十三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总队长是李亚芬,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大队长姓袁,他是四期的学生。他们行为品德都不错,我们很相信他们,他们吃得苦耐得劳,以身作则,教导有方,训练学生不错,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在学校每个学科都有一个老师,学的科目也多,测量要学,要会编制地图,还有很多工种都要学。学校里是排、连教育,学的是如何把一队人管理好、教育好。当连长起码要教育管理好一百几十号人。
  那时候国共合作,黄埔军校里面有一个教员是苏联来的,他是共产党员。学校里安排他讲政治课,但不是主要课程,一个礼拜就只几次,我们对他们的课很感兴趣,感觉非常稀奇。学校课程里还谈及共产党的事情,那时候国共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所谓共产党、国民党的,不像后来那么相互敌对,不会因你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而会怎么样。
  我们读了一年多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接着是长沙会战,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要学生提前毕业。由于部队要人了,所以在学校入伍半年以后转入学生期,跟以前入伍期教育不同,入伍以前是基本教育,如班教育、排教育、连教育等。在入伍期以后基本就是课堂的多些,如步兵操练、典范令、射击教范、军事知识等。
  我们提前毕业被分到部队来了,我本人被分到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七连。当时的军长叫彭山,部队驻扎在四川璧山县,离重庆很近,到部队时我还不是当排长.只是个见习官,跟士兵都睡在一起,大概见习两个多月后,被晋升为排长才正式带兵了。
  随部队训练了不到半年时间,沙市也失守,宜昌开始吃紧了。我们部队接到命令由璧山县向重庆集中,在江北上船,由民生公司民风号输送至宜昌。
  日军由沙市进攻宜昌,我们要保卫宜昌,部队接到这个命令时,大家都很紧张。当时,我在重庆还有亲戚,也不能再上岸去,本来我想道一下别的,部队不准离开,我到前方作战,亲戚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家里更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了宜昌,宜昌外围有个飞机场,飞机场不远处有个东山寺,东山寺三面环着大山。这一带有临时防御工事,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挖战壕、修工事。
  我们部队正处在宜沙公路旁边,沿着宜昌外围布防,日军沿着公路攻过来。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日军已到达了鸦鹊岭,离宜昌很近了,部队没有休息,赶忙部署兵力。我们五十四团和五十三团驻守在日军进攻宜昌主要的道路上。
  第三天紧张了,日军攻击以前,步兵不先动,他们的飞机、大炮厉害得很。由于我们没有飞机,也就没有了制空权,日军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对我们进行轮番轰炸,我们部队伤亡惨重。日机飞得很低,每次来三架,一是轰炸,二是扫射,都看得见。还有日军的炮兵,把我们防线像梳梳子似的扫过来、炸过去,想把我们的阵地摧毁。我们开始有个炮兵连,可是炮兵一打,日军的飞机就把它轰炸了,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只有任由他打,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最前沿步兵还好一点,为什么好呢?他的步兵来了,他不敢乱炸,炸弹丢歪了就丢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去了,所以我们跟日军就只能面对面打。
  战斗进行得很惨烈,那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我们一百六十几个人,到我们撤退的时候,只剩不到八个人,满眼看到都是尸体。日军还在我们前面,他死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都在打,他们打我们,我们也打他们,我们主要是用手榴弹炸,也炸死他们不少。
  好在我们居高临下,日军是平地来的,我们在山上,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投弹之后怎么保存自己呢?我脑筋比较灵活,在这边我投一弹,就跑到另外一边,往战壕里面一缩:我往那边投一枚手榴弹,就往另外一边缩,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仗打到最后心都打横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都没有顾忌死,只想如何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至于自己的生死那真是置之度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横下心来与其生死决斗了。
  阵地上我们连打得只剩几个人了,我还在打,旁边都是兄弟,伤的伤,死的死。我是三排排长,有一个传令兵跟着我,还有一个士兵和九班长。九班长对我说,连长跟营长他们下去了,其他两个排的战友牺牲得差不多了。
  当时我的耳朵基本上也听不清楚了,一个炮弹下来,在我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爆炸,搞得我浑身都冒着烟,尘土还压满我全身。日军却还在对面向我射击、扔手榴弹,这个时候更紧张了。我一看阵地的官兵牺牲得差不多了,要想顺利地撤下去不容易,因为要撤下去还要通过一个平地,它早被日军封锁了。我伸头一看,坡下到处都是日本兵,正向我们缓慢接近。此时我们三人就我还剩两颗手榴弹,手榴弹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敢扔的。
  我就蹲着,但不能犹豫,再迟疑一下日军就冲到战壕来了。我在等着机会,日军的重机枪基本上是发现我们这边有目标它才打,没有目标时它是不会打的。我在这边蹲着,找准机会就一口气,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冲出去,等日本人的机关枪再打,我就已经过去了。九班长也照着我的办法冲过来了,但我的传令兵没有冲过来,我救不了他。我这个排就只有我俩撤了下来。
  通过飞机场时,日本骑兵从我们后面袭来,把我们包围了,看到人就打。我们队伍一路从阵地上退下来共有上十个人,都沿着飞机场旁边跑,可是日军飞机飞过来时,看到我们一堆人在跑,就向我们扫射。我脑筋比较灵光,看到飞机来了我就转头往回跑,往阵地上面跑,其他几个人仍往前面跑,距离逐渐拉大了,我趴在地上,日机向那几个人扫射,一下子又牺牲了几个。后面反到没有飞机扫射,我就跳到大坑里面去,从这个坑跳到那个坑。我鼓足勇气,爬上来跳到另外一个坑就卧倒,这样一步步地跳坑,终于逃到宜昌城外一个叫东津河的地方,就这样还得过河才能到葛洲坝那一带。由于我会玩水,退下来的人还有不会玩水的,我就跟他们讲,把枪斜着背在身上。水面不宽,一二十米,我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时我有军事地图,我看了军事地图后,心想这个葛洲坝也只不过是一个沙滩,是不能作为集中地的。但是有的人不知道,都往那里集中,士兵们不听我的,都往那儿跑,后来日军炮弹集中封锁那个地方,又死了不少人。
  于是我从另外一边走,我碰到前面一个人拿着手枪不准我走,我当是日本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团副,他趴着,不能走,于是我就喊他。我们几个人就沿这边跑了大约两千来米,才到山区,找到了宜昌的山腰洞,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军指挥部在山腰洞。我们来到山腰洞,再过去一点就到了长江边上,我们一行到了三斗坪才安顿下来。
  总的讲这场战斗我们还是吃亏了的,主要没有飞机、大炮,轻武器也不如人。日军机关枪连着打,我们都是“汉阳造”步枪,上一颗子弹瞄准打,再退下来,然后再上颗子弹瞄准再打,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方面。
  然而,我们部队抗战精神是有的。我三天没有吃饭,一个人只发了一个压缩饼干,没有水喝,没看到一颗米,但心里只想如何多保住宜昌几天,只想如何尽我们的责任。
  我跟营长(营长是七期的,叫李三环)、团长(叫皮谢游)们一起在宜昌三斗坪集合。部队在那逐步收拢,刚刚打完仗,收拢时乱得很,我们营里面只有两个排长还在,其中一个十六期的军官(叫罗董钱),他是第七连的排长。后来营长带我们回重庆,因为营长有个亲戚在妙河炮兵台当台长,他们的任务是封锁长江。我们在他那住了两天,整个一个团的人集合起来只有几个人,最后我们还是回了原来的驻扎地璧山。
  这一次作战伤亡最大,印象最深的是刺刀见红、血流成河,有时候眼睛一闭想到这惨景,不是死一个两个,而是东倒一片,西歪一片,没死的还哼叫着,你不能动他,前面是日军进攻,你要打,他倒下去你去扶他,不可能,倒就倒了,要喝水你不能给水他喝,来不及,惨得很哪!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
  此战以后,我被送到重庆集训,然后调往军部,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在第八期参谋班学习,毕业之后分到驻扎在云南保山的第五军,部队是由缅甸撤回来的,是杜聿明所率领的部队,全是新式的美制装备,所以在缅甸作战中日本兵打不过。
  当时在那有个口头禅,“英国人的屁股,印度人的手,中国人的尸首”。在滇缅作战中,英国人不经打,老往后退,只看得到英国人屁股;印度人瞎打枪,眼睛看不到人,只见得到印度人的手瞎扣枪;中国人宁死不屈,攻下阵地来看,到处都是尸首,日军见到了也害怕。
  我在第五军也打了一仗,当时日军从缅甸到云南想打国民党的背后。我们第五军当时就守在保山,我们有美国飞机的支援,几次战斗日军都抵不过我们。他本来想从那边抄我们的后路,结果我们把他的路线给掐断了,在保山把偷袭的日军消灭以后,我们打通了国际通道。
  汽车没有油不行,从印度到昆明,一两千里路程,沿途都有加油站,柴油源源不断流向战区,几十辆卡车拖着炮、军用物资到了昆明,装备中国部队,几个军都是靠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到日本投降后,我已经当上了校官团副,我们部队由昆明开到山东。当时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我们一到南京,内战就发动了。我们部队虽然装备好,但思想有顾虑,打了八年仗,还自己打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部队经浦口至徐州一带时,我就不干了,于是就到南京找贾亦斌(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我与他有点交情,经他举荐,我到了国防部里面当了个少校参谋,我就不直接参加内战了。
  1947年到1948年间,我在国防部,也准备撤到台湾去。但临撤之前,贾亦斌叫我不要去台湾去,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地下组织。
  那时国民党正在成立一个预备干部总队,总队设在浙江嘉兴,把一些排连级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利用这些干部扩大几个军。这些预备干部得要有人训练,于是我就当上了第三队的大队长。贾亦斌任总队长,蒋经国是总头头,总队以后就属预干局管。
  当时,贾亦斌领导的地下组织正准备协助解放军渡江,但这个(协助解放军渡江)消息被人透露了,国民党把我们参加的人抓了起来,总队长贾亦斌先撤了职,撤了以后要法办,我们就危险了,于是我们就率先起义了。解放军淮海战役下来还没过长江,我们青年军干部几千人就在嘉兴起义了,真是轰动全国。
  (蓝金安,1920年9月生,湖北黄陂人。先后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十五期步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班八期。1939年至1940年于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见习、后任排长,1941年至1943年任军令部第三所科员,1943年至1945年任五军九十六师少校参谋。1961年3月加入民革。)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11期,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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