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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记董必武对我的教诲

2017/09/19

张学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平型关作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默认国共合作,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博文教会学校的进步生物老师吴醒夫,到办事处请董必武到校作时事报告。

一、董必武一场关于国共合作的演讲,轰动了博文,把我卷到延安抗大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校礼堂请来了董必武作报告。全校同学怀着新奇的眼光,踊跃地参加了这罕见的大事,只见一位老者,文质彬彬、学者风度稳步登上讲台,侃侃而谈,看不到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影子,人们都心平静气地倾听一位共产党元老在讲话。
  董必武劈头第一句就突出大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他说,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国共合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大革命我是参加了的,那时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我们共产党人也参加国民党和参与黄埔军校的工作与领导,北伐一举成功,打倒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但这时蒋介石放弃了三大政策,杀共产党,使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仍旧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在中央苏区坚持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广大农民群众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前仆后继地支援红军,所以红军迅速壮大,打破了残酷的“围剿”。这也使共产党学会了动员武装群众的本领。现在华北抗战,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八路军纷纷走向敌后。我们有信心能发动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苏区实行的都是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在民权主义方面,苏区乡村政府都是民选的……一席讲话下来,把学生听呆了。“九一八”以来对日寇的步步退让以及今天华北的沦陷,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不执行三民主义的结果,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抗战要靠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也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听讲的同学一下子被董老摆出的事实所打动、征服,会场静悄悄的。这时学校的右派学生坐不住了,他们有一人站起来高呼口号“拥护蒋委员长”。但应者渺渺,只有少数人的几声回应。
  听完讲话,我的心情很不平静。那时南京吃紧,国民党要人与机关纷纷经武汉转赴重庆,加上我校同学周克明等曾给我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是决定投笔从戎,上延安参加革命。救中国不当亡国奴是今天的头号大事,死读书救不了中国。以后三上办事处,经董必武亲切接见面试,他欢迎我们(当时尚有刘鸿儒同志)参加革命。董必武说这很好,武汉现在正需要人。我说我们现在一点革命的道理也不懂,如何在武汉做工作,再说家庭也不许可。董必武说:“延安苦啊!吃小米,天气又冷,你们能受得了吗?”我们回答说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还能怕苦吗?别人能过得去,我们也能过下去。在我们强烈要求下,董必武这才答应介绍,但先要我们写自传,一周内送给他,他便给抗大罗瑞卿教育长开介绍信,交待我们把信缝在衣服里,中途不要让国民党宪兵查出,到西安后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会安排我们到延安。这样我们二人1938年2月终于在广州暴动十年纪念日到抗大编入三大队九队。

二、不断对我与家庭给予关怀,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到了延安,我才写信告诉家中。我父亲不是找董必武要人,他说请董必武吃饭,了解情况,董必武出于对统一战线及家属工作出发,答应吃饭。到了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开口说:“我儿子害过大病,身体不好,再说他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今年高二,明年就高中毕业了,现在辍学太可惜。”董必武一听,斩钉截铁地说:“张老先生你放心,我们共产党是不讲强迫的,你给儿子写信,叫他回来,我保证转到,他若要回,我保证送回。但假如他不愿回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这里,我父亲知道如意算盘不能成功,我父亲便说:“我儿子多,有七个,这个儿子送给共产党吧!但我有点请求,他走时什么也没带,现在一定很困难,我有十块钱,想请你老转交给他。”董必武说:“这不成问题,可以办到。”董必武收下了十元钱转到延安抗大给了我。
  记得可能是1938年元旦后不久,一天晚上点名,李振邦指导员很高兴在队前含笑大声喊:“张学宗,中央组织部给你送钱来了!”我到队部后,指导员给我亲切地开玩笑说,张学宗,你该请客啊!我拿到这钱,不仅感到父亲的温暖,中央组织部的温暖,更感到董必武这位中共元老的关心和爱护。后来我写信告诉我父亲收到了钱。
  通过送钱,党组织与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也表现更积极,讨论会,生活检讨会,作息制,公差勤务样样争先。不久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我说当然愿意,不然到延安来干什么?之后,指导员叫我写自传和填表。1938年2月5日袁子钦同志在校部主持了我们三大队(约10人)的入党仪式。我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6个月。入校不到两个月我就入党,这些都与董必武的关怀有关,我非常感谢董必武。
  1949年8月,我所在的19兵团后勤部打兰州前夕,驻军甘肃静宁。一天我到部办公室拿报,一进部的院子.副部长欧阳奕同志正在院里看报,看到我进院就喊道:“张学宗你家里登报找你,你看!”原来是西北大区的党报《群众日报》头版左上角登了华北人民政府办公厅登的寻人广告,共4人。在广告的四角用大字标明,很显眼,一翻日报就能见到,我的名字在左下角。他给我报喜,这样我就与家里取得了联系。董必武不厌其烦地帮助我父亲与我。

三、董必武的亲笔信,既教育了我,更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

  1949年9月上旬,我们转到银川。12月我回家探亲,到家后才知道董必武还在《人民日报》上登报找过我。在京老首长与战友给我父亲去信,说张学宗正在进军西北。父亲又请董必武想办法,董必武嘱办公厅在西北登报。父亲说武汉解放后,他不知道我是否在世,想得卧床不起,一旦得到我进军西北的消息,病就好了。探亲时父亲一个劲地要我给董必武写信,其实感谢为次,主要是说现在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得了天下,说我是董必武介绍参军的,现在应找董必武调到他身边,安排个大官。我想我们共产党哪里兴这一套。他讲到这里我就打岔,始终不表态同意。返银川后,我想董必武两次登报帮我找到家,应当感谢;但父亲思想落后,笃信宗教,我离开汉口时父亲还拉着我的手祈祷上帝,弄得我好尴尬。我把这些情况写信给董必武如实反映,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我的责任尽到了。万没想到董必武日理万机,很快回信给我。拿信时使我十分惊讶!“出了什么事?”拆信一看,果然我的错误,被董必武看出。董必武谆谆教导,要我注意动员我父亲拥护政协纲领,政治要放在第一位,至于信宗教,不要急于对老人去进行改造,这不妨碍我们实现新民主主义。面对我党创始人董必武的教导与关怀,我感到终生幸福,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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