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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放亲历记

2017/10/10

陈瑞蓂

  武汉解放时,我在汉口特别市政府工作。
  1949年5月15日,武汉进入最紧张状态。由于国民党军张轸兵团已在金口宣布起义,白崇禧生怕他的部队被截断后路,仓皇下令撤退,防守武汉市区和青山的白军,分批向徐家棚车站集结,由粤汉路退往湖南。同日下午,武汉民主人士李书城、张难先、彭进之、陆德泽、赵忍安、程起陆等30余人,在汉口市商会开会,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内设治安、交通、财务、联络等组;决定市区治安由警察局、防护团及民众自卫队负责。显然这个临时性群众性组织,是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填补“真空”的。
  这一天,全市商店停业,轮船飞机停航,食米因水陆两路(襄河和粤汉路)来源断绝,上机米高达每石银元17元,中机米15元,尾米12元。由于米店多数关门,还不易买到;银行54家,钱庄57家,正式申报停业的分别为19家和21家,未申报停业的也都自动关门,因此金融市场成为“死水”;金圆券与银元的比价高达3000万元,差不多等于废币。市府不得不匆匆忙忙地以银元发放各级公教人员的“应变费”:府内每人发银元“正版”(指刻有袁世凯或孙中山像的)6元,“公役”(勤杂人员)2元;市属机关每人2.2元,其中“正版”1元,“杂版”(指前清“龙泽”、墨西哥“鹰洋”等)1元多,合计为1.85元。我所得的6块“正版”,以金圆券计算,正好相当于3个月的工薪。
  5月15日上午10时,市府召开“应变会议”,秘书长杨锦煜主持。决议:一、公用事业不得破坏;二、由市府分令各警察局、各区公所,派警察和防护团员、自卫队员维持治安。
  当天晚上9时,果有散兵游勇约200余人在旧“德国六码头”(今沿江大道六合路口)组织“吃光队”,向市中心区进发,经警察局派警察大队堵击,予以解决。可是,与此同时,有另一任务为市府所负担不了的,便是阻止白崇禧部队对沿江码头的破坏。白崇禧等到他的嫡亲部队——五十八军鲁道源部最后一批撤走以后,还留下少数士兵执行炸毁沿江码头和趸船的任务。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在汉口沿江大道144号市府招待所的寝室里,听见轰然巨响,玻璃窗为之震动,随后一声接着一声,震耳欲聋。我想,这是白军在放“起身炮”,在他的罪恶史上添上最后的一笔。
  回想大半月前,白崇禧在加紧修筑武汉外围碉堡工事的同时,还大肆搜刮民财。他指令汉口特别市政府成立了“国军副秣差额筹募委员会”。5月2日白崇禧开会,决定:一、特户(指殷实绅商)留汉者,由市财政局派人催取,不缴者通知市警察局拘捕,并加倍罚款;离汉者代收其产业受益。二、由工商两业团体通知各会员缴纳派款,限5月8日交清,逾期不交者予以拘留并加倍罚款。他还指令“武汉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发行房地义卖券,每张售银元一元,奖品为住宅、铺面、厂房、空地等。想用以上两种威胁利诱办法,搜刮银元250万元。可是,“副秣差额”的筹募遇到殷实户和工商业消极而顽强的抵抗;房地义卖券卖不出去,只得停止发行(开奖一再延期,第一次定于5月10日,第二次5月20日)。据说到后来只弄了几万块银元。
  5月10日,汉口开始听到炮声,揭开了武汉解放战的序幕。白军异常惶恐,一再提前戒严时间:由原来午夜12时至次晨6时改为晚上10时至次晨6时,接着从晚8时即断绝交通,使灯火辉煌的汉口成为“死城”。然而人民群众的心理与国民党军队绝然不同,不但工人学生热烈欢迎解放,内心喜悦掩盖不住,就是一般市民也以静待解放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降临。关于后者,桂系军阀接办的湖北省政府机关报《新湖北日报》5月13日“本市消息”说:“武汉‘保卫战’的第三天,市民心情多极平淡,准备紧急事变来临。各大里份及商号多在装置及修筑铁栅;搬家者较日前增多,但均系从市内迁往市内;闹市商店关门者占四五成;街上行人减少,汽车几乎绝迹;各商店店员无所事事,三五成群依在门首张望……”
  新中国出现了曙光。我个人的前途怎么样呢?虽然这时我已同两位地下工作人员——共产党员李昌伦、民盟盟员朱馨远早有联系,并且参加过民盟的组织活动,但也并非全无顾虑:不了解党的政策方针,一下子跨进新社会来,好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反复思考之余,我暗暗作了一个打算:不管怎样,准备“改变生活方式,降低生活标准”,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5月16日清晨,市府教育科长朱和父、人事室主任李某、社会科长钱江潮这些“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原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终夜不寝”的。大家在阳台上交谈,今后怎么办?何去何从?钱江潮建议赶快往湖南跑,他说“现在还来得及”,他有办法带我们赶上当天的南下列车。我表示不打算走,他带点恐吓的意味说:“不走,就要做亡国奴!”我生气了,大声说:“什么话!谁说中国亡了,国民党亡了倒是真的!”他追问一句,“不走,日子怎么过?”我冷笑地答道,“我准备当清道夫。”朱、李两人在旁边不作声,钱江潮也再无话可说,各自走散。据我所知,市府职员逃走的,钱江潮是仅有的一个。
  这一天,虽然无事可做,大家还是照常上班,交织着惶恐不安和紧张期待的心情,有点像参加一场严肃的考试,试题要发还未发的光景。下午2点钟,第一科科长杜某召集大家开碰头会,他说,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岱家山的三道桥。大家当即推他代表国民党汉口市政府全体员工前往欢迎,他立刻坐上一辆旧轿车出发了。3小时后,街上传来了密密麻麻的爆竹声,大家蜂拥而出,我跑到中山大道复兴街(今中山大道黄兴路一带),这时马路两旁排成了水泄不通的“人墙”,我好容易挤进去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生平第一次见到人民的子弟兵,军容严肃,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正在行进。家家户户门前摆着热气腾腾的茶水,墙上贴着墨迹未干的标语。大军过处,爆竹声掺杂着鼓掌声,真是全市欢腾,万人空巷。夜色来临,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锣鼓声远远传来,这是各工厂、学校的秧歌队出动了。他们同时带来了解放的歌声,霎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为什么会这么快,岂不是“奇迹”吗?单凭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党的地下工作做得多么完善,伴随着护厂、护校这些主要工作,政治工作中的“宣传鼓动”也跟上来了。雄壮的歌声表达了全市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欢乐心情: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得解放!
  武汉就是这样解放的。
  武汉解放后,我在新成立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一个月以后,调到武汉市公务人员讲习所学习。1949年10月结业,仍回市府,派在政策研究室工作。
  (作者时系汉口特别市政府职员。本文写于1962年。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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