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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徐海东

2017/11/13

徐文伯  徐文惠

  (徐文伯,1937年生,徐海东长子。195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4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七机部二院某部政治部青年干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保管部党支部书记、文化部干部司司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我给房东老乡当“金童”,捧花烛

  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父亲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9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1937年2月20日,在战火纷飞中,我出生于陕西礼泉县叱干镇。从此,父亲南征北战,我如影相随,在热血、战火和硝烟中成长。
  1938年,父亲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他的住房被炸塌,1岁多的我被埋在土里,幸亏警卫员护着才活了下来。1942年,日军扫荡淮南,正在吃饭的我被日本小钢炮炮弹震出十几米远,大土块砸在我的脑袋上,险些丧命。两次死里逃生的我从小随军,有机会就上几天学校,没机会就是小兵一个,跟着父亲“打游击”。
  从懂事起,父亲就教育我要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小时候凡是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年纪稍大的让我喊叔叔,年纪较小的喊哥哥,从来不准我喊名字。他总是对我说:“你没有什么特殊,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你生在这个家庭。”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总是说,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儿子。
  1942年,父亲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时,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恰好,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老虎”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提出了这个要求,部队领导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
  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父亲“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

  1946年,我9岁,内战爆发了。我随父亲转战,他给了我一个任务:跟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每到一地就到乡公所搜集报纸。这样他每到一地,就能马上看到报纸。做尖兵是很危险的,可父亲为了锻炼我,仍然让我去做。这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使我从小就很关心国内外大事。
  1952年9月,我离开在大连的父母,到北京一O一中学念书。后来,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1962年,聂荣臻伯伯把我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政治部从事青年工作。我穿上了自己喜爱的绿军装,1963年获中尉军衔。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65年,中央军委将国防部五院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涉及到的10万人都要转业。
  我舍不得脱下穿了三年的军装,想调到别的部队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谁知,父亲听了大发雷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己打算呢?你们单位10万人转业,这是军委的决定、党中央的决定,你为什么就不能转?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万万不能搞特殊!”一看父亲动怒,我也确实知道自己错了,连忙作了检讨。回到单位,我主动打报告带头脱了军装。
  父亲这一辈子,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留给我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父亲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的确,父亲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没半点儿架子,亲昵得像一家人。一次,父亲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他送信,母亲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父亲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母亲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

父亲曾两次带人到林彪家造反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是他口述,我记录的。信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议中央选接班人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二是希望把党内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三是建议中央领导交接班要有一个过程,老同志不宜换太多。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给全家招来巨大灾难。林彪、江青诬蔑父亲的这封信是反毛主席,是要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后来,陈伯达、戚本禹指挥北航“红旗”造反派抄了我们家。
  1969年1月,我被以“徐海东反党集团的黑参谋长”“徐海东指挥徐文伯参与武汉七二O事件”“反副统帅”等罪名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悄悄地给王震叔叔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绝不会给老一辈丢脸。如果自己不在了,请他帮忙照顾我的妻儿老小。
  后来,周总理到七机部了解情况,看到被关押进“牛棚”的人员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就问:“徐文伯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领导答复说,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周总理发火了,说:“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不放人?”就这样,我结束了10个月的羁押,回到家里。
  我曾经问过父亲:“林彪、江青为什么那么恨您?”父亲说,这些都事出有因。他的老家黄陂和林彪的老家黄冈相距不远。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他曾两次带人到林彪家造反,把林彪家的12台织布机和粮食、土地分给了穷苦农民。所以,父亲曾说,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阶级报复。
  至于和江青结怨则是在延安的时候,当时传出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许多老同志都坚决反对,联名写信给毛主席。父亲被大家推荐去向毛主席面交联名信。父亲不但向毛主席交了联名信,而且还当面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来,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父亲宴请贺子珍,并对她说:“我只承认你,不承认江青。”由此,江青对父亲恨之入骨。
  父亲的纪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东早年辉煌、中年淡泊、晚年凄凉。”这话说得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也反映出父亲的一种状态。从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时间,期间曾多次病危。但是,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他说,不要哭了,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2师4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好家伙,大炮仗,大竹竿挑着二十多挂炮仗:军号吹着,来给父亲拜年,全部到父亲面前行军礼……
  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佩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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