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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奋战在洪湖苏区

2018/01/15

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散开的几块根据地组建而成。这些地域之间,有的虽然未完全连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由于敌人连续“围剿”,湘鄂西苏区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从2万余人,减少到1.4万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与执行,湘鄂西党组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海前往湘鄂西苏区参加革命斗争。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来到洪湖苏区。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央分局组织部长万涛。
  不久,万涛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视员,负责到各地检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苏区,一切都很新鲜,工作劲头很大。每天提着一个马灯,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个支部之间。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学到了许多工作方法。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物资也不太缺乏,我们最需要的纸张、药品,也可以通过搞外贸的同志从白区买回来。
  6月下旬的一天,我见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阳人,毛泽东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是湖南群众运动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
  夏曦一见我,就问:“你是上海来的吧?”
  “是,上海来的。”
  “叫什么名字?”
  “郑永铭。”
  他把我打量了一会儿,又问:“ 你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吧?”
  “我原来叫郑岩平,是这次来改的名字。”
  “你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吗?”
  “没有,但中央曾经要调我去那里工作。”
  “你知道那里的宣传部长是谁吗?”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着,我们交谈了一些上海当时的情况。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视员了,就在中央分局宣传部搞兵运总书记,负责训练俘虏。后来,又叫我担任军委秘书长,主要任务还是接待俘虏和训练俘虏。
  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几尺高的浪头排山倒海而来。洪湖苏区村庄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众不计其数。许多地方成为一片汪洋泽国,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处都是难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当时,中央分局召开了一个救灾会议,商讨救灾措施,对军民的生活进行了安排。当时的洪湖党组织是团结的,意见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湾又见到了夏曦。夏曦很高兴,称我是“郑大炮”,意思是我说话很随便,没有顾忌。他说:“9师去迎接主力了,现在苏区惟一的武装是25团,你到那里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潜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带着一支驳壳枪,单身一人去了潜江。

亲历“肃反”

  1931年中秋节前夕,贺龙带领红三军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这个时候华容、石首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收复华容、石首的胜利。不久,中央来信询问,为什么华容、石首这么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报告中央。
  本来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只需向中央说明:由于9师26团迎接主力远离苏区,敌人趁虚入侵,我军救应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却到潜江召开了一个会议,要追查责任。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说:“我们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么又能够同时保住华容、石首呢?”为此,双方就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夏曦撤销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由自己兼任。
  潜江会议后,万涛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当巡视员,夏曦同意了。不久,万涛又叫我在机关当秘书长。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按照会议的决议写成了一个文件,题目是《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今后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听到一些人对夏曦的非议,如9师师长曾说:“我看夏曦搞军政委还不如邓中夏。”这说明洪湖苏区的领导同志已经有分裂的倾向了。
  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传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满意,公开说省委的决议是机会主义的决议。他认为,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跳跃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销了红三军师的建制,只保留军部。夏曦又从前方赶到后方,亲自抓政权工作。可是,他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分裂的形势日见明显。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汉阳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中,省委与夏曦的分歧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在会上,许多参会者对夏曦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苏区工作产生严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记得某个领导在会上发言时说:“夏曦把万涛赶走,自任军政治委员。一个白面书生居然成了红色战士……。”由于我是上海中央调来的干部,同时又与地方上的干部相处得很好,所以始终没有卷入这场纷争。
  2月间,洪湖军校改组,成立了新班子,我调任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军校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起先,只是听说部队里抓了一些“改组派”。后来,连8师的参谋长也被抓去了。当时,洪湖军校3个大队的队长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当天晚上赶到军部。我心里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晚上9点,我赶到军部,见到这位秘书,他告诉我,不要惊慌。他对我说:“你现在正走运,夏曦还没有骂你,还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见到夏曦时,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肃反”问题向上海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已经抓了县团级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当时,夏曦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这些人是创建红军、开辟苏区的有功者,怎么会是改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过去,板着脸说:“小孩子!你懂什么?他们是为了破坏红军才创建红军,为了破坏苏区才开辟苏区。”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乱讲,还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肃反”的事情。
  没过几天,第7师师长被捕了。又过了几天,原红三军军政委万涛也被捕了。后来,他们都被杀了。
  夏曦为什么没有杀我呢?我想,我与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时就有一些渊源,夏曦比较了解我。到了苏区以后,我并没有卷入地方上的纷争,夏曦就没有把我当成“改组派”肃掉,使我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未遭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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