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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红军

2018/03/06

危秀英

  1934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率领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从江西瑞金出发的红军第一方面军8万人当中,有30位女战士。她们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丘益涵、金维映、吴仲廉、甘世英、危拱之、陈慧清、刘彩香、谢飞、曾玉、廖似光、李建华、肖月华、王泉媛、钟月林、吴富莲、邓六金、李桂英、谢小梅、杨厚珍和我。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
  长征路上,我们女战士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革命事业甘心作出最大的牺牲。征途中口渴了,饥饿了,经常紧勒裤带,舔舔嘴唇,又打起精神,昂首挺胸走在队伍行列。旧社会封建礼教摧残妇女,杨厚珍幼年就没有幸免缠脚的痛苦,然而她迈着两只“解放脚”,和战友们一道,走过万水千山,备尝艰险。在崎岖的征途上,我们滚爬跌打,相信自己经得起长途跋涉的考验,跌倒了,受伤了,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终于随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回忆当年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政治战士的职责

  那时候,连里的女同志除个别身体不好和怀孕的以外,都要担任工作,叫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工都是临时雇来的,一块银元一天,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工的生适,让他们吃饱睡好。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抬陈慧清的民工走散了3个,剩下的那个说已经没力气了。我连忙把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对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的。你帮助抬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这也是参加革命工作,是很光荣的。我和这位民工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两座山头,直到脱离险境。陈慧清是因刚生孩子不几天,实在不能行走才坐担架的。像这样,半路上接过民工的担架是经常的。刘彩香、吴富莲、王泉媛、邓六金、李桂英等,都帮着民工抬过伤病员。
  我们这些政治战士,有时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因病因伤而掉在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那怕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上呼呼地掠过,我们背着许多东西,要跑步,要爬山,还要招呼战友跟上来,口喊干了,累得简直想在原地停一分钟都是好的。但时间一长,也就有经验:爬山时闭住嘴唇,咬紧牙关,用鼻子透气,自然也能坚持下去。有一次,我在路旁遇着一位病号战友,他独个儿扶着枪坐在地上,因发高烧没有水喝,嘴唇烫焦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我先打开水壶,递水给他喝,然后把他身边的行装全背在我肩上,使劲把他背起就走。他见我身上挂满了东西,还要背人,带着感激的心情,郑重地对我说:“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我硬背着他爬过两座山,回头看看敌人已经赶到我们走过的第一座山头,因为行军有伪装,我们还没被敌人发现。我问清楚了他的队伍所在地,护送他回到自己的队伍。二十多年后,我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那位同志也因公从四川来首都。恰巧有一天我们在李富春家里重见面。是他先认出了我,向李富春、蔡畅大姐打听我是谁?然后满怀激动的心情对我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蔡畅大姐从旁介绍:“他就是廖志高。”我们彼此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桩桩往事,大家都发出无限的感慨。

患难与共齐前进

  战友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沿途互相照顾,患难与共,是我们战胜困难,避免掉队的重要原因。记得进入云贵高原的一座大山后,邓六金病得不能吃东西,路也走不动。我向连长要求留下来,护理她跟在队伍后面走。我替她背着东西,找水喝,还特地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她拄着走。晚上宿营了,我打开随身带的半条毛毯,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
  提起这条厚厚的毛毯,还是在中央苏区时,蔡大姐送给我的礼物。那是1934年的夏天,蔡大姐派人通知我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晚上,蔡大姐拿出自己的一条黑格子厚毛毯,让我拉住另一头对折起来,用剪刀从中间剪开,将一半递给我,说这一半给你。我知道这是蔡大姐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买的,我怎么能收下呢?大姐不许我推辞,她说:“拿着,今后不管怎样困难,都不要丢了。”我回房睡下后,蔡大姐又在煤油灯下给我缝挎包,拿出毛巾,茶杯和一双筷子。担心路上筷子容易掉,还特意找来一把铁勺子。一直忙到深夜,真是把什么小事都替我想到了。从此,这半条毛毯我就总带在身边。那天晚上我和邓六金睡在一起,蔡大姐关心、爱护同志的情景,又浮现在我脑际,我为能护理自己的战友感到高兴。我明白:大家患难与共,定能战胜眼前的一切困难。心里热呼呼的,劲头也更大。
  想当年,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劲,心里想的只是:不能向困难低头。战场上,我们的同志一个也不能让敌人打伤,被敌人打死。然而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包围,空中轰炸,红军经常和五个方面的敌军作战,一路上牺牲的同志毕竟很多。干部连指导员李坚真大姐的警卫员牺牲在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子弹,迂回到烈士身旁,含着眼泪,用刺刀挖了点土,放在他胸前,拿毛巾盖在他脸上。在当时那炮火连天的特殊环境下,我们对死难的同志就只能做到这一点,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竟连撒把土都来不及的呀!
  1935年1月4日,红军打进遵义城。钟月林生病,躺在床上话也不说。我心里明白,哪里是什么病,这是几天没吃饭,肚子饿的病啊!只听得遵义街上有小贩叫卖“芝麻糖”的。那是一种用玉米制的糕点,上面沾满芝麻,那口味多吸引入哪!大家都饿得紧,但是红军觉悟高,纪律严明,宁肯饿得肚子咕咕叫,谁也不想白吃群众的东西。钟月林有气没力地问我,身上还有没有钱?钱,这时谁的口袋里都是空的,纵使有一点也很少。我看出她是想买点玉米糕填补肚中的饥饿,故意安慰她说,我还有点钱,买块玉米糕给你尝尝。我设法向石坚借到几角钱,买回几块玉米糕。钟月林吃下玉米糕,果然病好了。这年11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石坚见着我还提到借钱的事,我说:“那几角钱救了我们同志的命,该重利归还你啊!”
  红军刚进遵义城,我们得到消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我们急忙冲进她的住屋,不料她从屋里的地道逃跑了,地道口还来不及盖。我没有留心脚下,突然跌进地道,顿时昏迷不省人事。几个同我追击的男战友,为了抓紧时机追击逃敌,来不及顾我。直到他们打扫战场,特地来地道口寻找。他们说,是活,要把她救起;是死,要把她拉出。一个同志下到地道,摸摸我胸口还在呼吸,于是小心翼翼地把我吊上来。
  天天行军走路,脚一定要保护好,烫脚比吃饭还要紧。征途中,我把缴获的一个铜盆子一直带在身边,宁肯多背几斤也舍不得丢掉它。一到宿营地,我就用它端水,拣些柴草烧热水烫烫脚。有个男同志叫胡家兵,你烧热了水叫他洗洗脚都不愿。过草地时,脚后跟烂得化脓,痛得拄着棍子在后面慢慢走。后来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又遇到他,看他那副狼狈相,先是责怪他“自作自受”,毕竟内心里还是同情他。他已经断粮了,又烂脚,要我分点粮给他。我只剩下一点点青稞麦,因为过草地前我在外筹粮,后来回部队,林伯渠发现漏发了我的粮,他把自己那份给了我,当时我只要了两斤多。一路上我不敢多吃,肚子实在饿极了,才倒出一点放在嘴里嚼嚼。那时候的粮食可宝贵呀,但我还是把这点干粮给了胡家兵。
  是的,同志间就是这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我在四川北部一带,因为沿途吃的尽是野菜、树根、树叶,胃痛得紧,又亏得邓六金小心照顾我。征途上,战友们比亲姐妹、亲兄弟还要亲,大家也就大大地避免了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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