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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2018/05/09

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 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 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出狱后,1931年4月,我受党组织的委派, 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等职务。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左倾路线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但他毫无怨言。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 他任书记,我作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互济会变成了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隔不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互济会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 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那个时期,邓中夏每周要来互济总会机关联系一次。他喜欢喝点酒,每次来我们就买一毛钱的花生,打几两酒,两人边谈工作边吃花生喝酒,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个弄堂里有很多妓女,当时人们叫“野鸡”,每天晚上她们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拉客。邓中夏很怕她们,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鸡”纠缠。
  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党内混进了特务,要我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与别人接触。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 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那天,几个国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我住的号子(牢房)来了,号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我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我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我细心地观察着邓中夏的表现。邓中夏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谈话应答皆从容不迫。邓中夏看见我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他,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 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乐呵呵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问我:“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我回答:“ 他上雨花台了。”
  邓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中夏这一系列表现,让我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号子的人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能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我们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我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
  “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
  “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
  “你讲吧。”
  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大家七手八脚,移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我身边的高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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