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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空战的回忆

2018/08/14

吴鼎臣

  谈到抗日战争期间武汉会战中的几次大空战,首先要从苏联的大力援助谈起。
  1937年7月底,我们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去兰州接受苏联的援华飞机,其他大队也来到了兰州,飞机由苏联驾驶员飞到兰州交给我们。这批飞机总数约250架(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有一架),其中有战斗机、轰炸机和几架运输机。战斗机有E-15和E-16两种,前者是双翼式,装有四挺机枪,最佳性能是能作较小半径的转弯,升高性能也很好,适用与敌人战斗机作战;后者是单翼式,装有两挺机枪,最佳性能是速度快,适用于对轰炸机作战。轰炸机名叫SB,又名喀秋莎,是单翼式双发动机,特性是速度快。运输机有TB、DB两种,皆是单翼式,TB是双发动机,DB是四发动机,机体很大,轮子都有一人多高。
  苏联除了对中国空军给以飞机、油弹等物资的援助之外,还派来两个志愿大队(一个战斗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直接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另外听说还援助给了马垱要塞大炮和炮手。
  我们大队接受了E-15和E-16两种战斗机共27架,先在湖北樊城作短期训练,以熟悉新飞机的性能。我们接受飞机之后,人人都很高兴,好比吃了定心丸,因为日本的九六式战斗机性能不错,我们以前用的美国鹰式(HAWK-Ⅲ)战斗机几经较量,都难以取胜,现在我们有了E-15战斗机,有很大把握战胜它,因此人人斗志高昂,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1938年2月17日下午2时,中国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来到樊城,向我们下达战斗命令,大意是:敌人飞机时常窜扰武汉,在过去,无论是高射炮也好,飞机也好,都没有打落过一架日机;第四大队素有骁勇善战的传统,现在马上出发去汉口担任武汉空防任务,不要辜负武汉人民的希望等等。接到命令后,我们大队立即起飞,进驻汉口王家墩机场。
  2月18日中午,担任警戒任务的飞行员们刚在各自的飞机旁吃完午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立即起飞应战,用最大速度升高。当我们飞到约3000米高度时,与日机遭遇(据地面指挥部估计日机混合机群飞机总数40-50架)。这时,我们处于劣势,敌人一架九六式战斗机向我机群发起猛烈攻击,又有一架日机在我机后上方向我攻来:我有意来了一个转弯,日机也随后跟来,我让他跟我转了几个圈子,眼看时机已到,就发挥了E-15的最佳特性,突然来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一下子就占据了日机的尾后,敌人知道上当,但再也无法逃出我的机枪瞄准镜范围之外了。在两机相距不到50米时,我捉住一个最好的战机,四挺机枪齐射,发光弹射中了日机,日机的脑袋顿时低了下去,飞机也不再转弯了,显然敌人已中弹毙命。我怕还不保险,又补了一梭子弹,目送日机朝着他的前下方栽了下去。我机警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后方,未发现日机尾袭,就准备寻找第二架日机战斗。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一架九六式日机正在偷袭一架友机,情况非常危急,我立即冲到日机尾后,准备来个反偷袭。不料正当我准备瞄准开枪时,飞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左边翅膀被撞掉了。这时,满天都是飞机,我的飞机完全失去控制,机头朝地,机身向左旋转起来。我知道无可挽救了,立即跳伞。安全着陆后,我与大队战友们会合,畅谈实战情况,经清查,共击落日机12架,我们牺牲了五位同志,他们是:大队长李桂丹(航校二期毕业,东北人),分队长吕基淳(航校三期毕业),飞行员李鹏翔(航校四期毕业),飞行员巴清正(航校五期毕业,哈尔滨入),飞行员王怡(航校六期毕业)。
  敌人在这次空战中受到惩罚后,有两个多月不敢白天窜扰武汉:只有少数轰炸机于夜间进行偷袭,因为夜间难以进行大规模空战,我们只能派1-2架或2-3架战斗机,在探照灯的配合下作小的战斗。
  到了4月中旬,指挥部决定改变以守为攻的战术,命令我大队先去南昌与驻在那里的苏联志愿队,一道出击南海三灶岛的敌队空军基地。4月中旬正是多雨季节,我们大队飞到南昌之后,阴雨连绵,在南昌等了两个星期,直到月底,一个命令又叫我们飞回武汉,苏联的战斗机大队也一同飞来。
  4月29日,敌人的混合机群来袭武汉,总数60架左右,中苏两个大队的战斗机数与日机相等。我们同时起飞迎战,大约在5000米高度与日机相遇,抗战以来的一场大空战开始。
  那一天,我被派作大队长的僚机(副大队长刘宗武领队),飞在大队前面,首先与日机遭遇。这时,日机已飞凌高空,我们又处于劣势,因为当时在王家墩机场里,除了准备随时起飞应战的战斗机之外,还停有不少轰炸机和运输机,警报一响,他们也争先恐后地飞往外地暂避,因此,常常影响我们成队起飞,行动一慢,升空时间晚了,往往形成劣势。这时,我已被三架日机围攻,任凭E-15飞机性能再好,也难以招架,我的情况很危险。我正准备突围,猛然听到钢椅靠背被一串子弹打得叮当直响(因为椅子上刚刚装配了防弹钢板)。我认为还可抓紧时机,决定先拼他一架再说。不料又是一阵子弹从我右侧面射来,油箱中弹起火,而油箱就在驾驶座位的前面,飞机向前飞,火向后扑,正烧在我的脸上。我立即左手拉开保险带(将驾驶员身体固定在座椅上的带子),右手猛力将驾驶杆向前一推,这时飞机机头猛的向下一栽,一个离心力把我从飞机内甩出来。
  我离开了着火的飞机,幸而身上还没有烧着。在离地面大约400米的高度,我就拉开了保险伞,在空中飘了十多分钟才降到地面,落在武昌南湖附近的水田里。农民们立即用担架抬着我向医院里送。当担架刚横过一条公路时,遇到一辆小卧车开来,原来是粤汉铁路段长出来检查铁路是否被炸坏。他立即叫把我抬上车子,一下子就送到了徐家棚粤汉铁路医院,进行了急救。然后,我被送到汉口的万国医院治疗。我的面部和颈部都烧伤了,伤势较重,局部达三级,都用纱布包扎起来了。当我听到我们击落23架日机的“号外”时,高兴得忘了疼痛。第二天,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亲自来医院慰问,可惜我两眼都被纱布蒙住,未能见到他的面容,实为遗憾。外地的很多老同学们打给我的慰问电,也都是由新华日报社转给我的。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空军早就准备在这一天用对武汉三镇的疯狂轰炸作为他们向天皇祝寿的献礼。因此早在几天前就派得猪少佐驾驶一架双座侦察机来武汉侦察,正巧被我驻孝感的飞机击落,在死者身上检查到日机准备偷袭武汉的重要情况,所以我方指挥部立即将中苏两个战斗机大队由南昌调到武汉准备迎战。日本机群果然按期飞来。首先进入武汉的,是由棚町少佐率领的30架战斗机,接着由小园安名少佐指挥的大队轰炸机群随后赶到。经过一场恶战,这两名洋洋而来的少佐,与他们指挥的21架飞机一同送命。侵略者报喜的幻想,结果成了报丧。
  这次大空战中殉国的飞行员陈怀民也是我们大队长的僚机,他当时飞在我机群前面,首先遭到日机围攻。据地面指挥人员目睹,陈怀民在危险关头,奋不顾身,猛转机头,以身作弹,撞毁日机,以身殉国。这场战斗,除了我的飞机中弹起火外,还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击坏,驾驶员跳伞,安全着陆。
  “二一八”“四二九”两次空战过后,我们打落的日机残骸都摆在汉口中山公园内展览示众,武汉三镇人民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大鼓舞了爱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后不过月余,日本侵略军于5月31日又由驱逐机36架,掩护轰炸机18架窜入武汉上空。此次大空战,日机被我击落14架,我机也有2架坠毁,一名将士跳伞安全着陆,另一名将士为国捐躯。
  当年6月5日,武汉人民在汉口总商会举行追悼会,沉痛吊唁我国空军为保卫大武汉而壮烈牺牲的烈士。
  (作者时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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