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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看《楚乐》

2018/09/11

唐小禾

  从1979年夏至1981年春,我们在湖北省宜昌市彩陶厂为武汉东湖宾馆宴会厅烧制陶版壁画《楚乐》。工作的后期,恰逢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到宜昌视察,于是有关方面安排他来看看我们制作的壁画。
  说起这件事,还有个由来: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放”的程度还不够,美术创作还带有一些“文革”时期思想观念的影响。在我与程犁工作的湖北省美术院油画组的一次讨论会上,大家忽然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参加全国美展的得失。他们认为,似乎中国的画家们所有的努力和唯一的出路就是能参加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影响、荣誉全系于此。各省、地、市、县层层动员,创作出数以万计的作品,最后能到北京入选的仅400幅左右,有人形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少数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他的退回入库,再也难以见面。落选作品堆集如山,更是无人问津。这与“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不是相悖的吗?正巧我们在讨论时,有人拿出了刚到的《人民日报》,上面报道了北京首都机场邀请美术人士创作一批壁画的消息。于是,大家振奋了起来,说:“我们何不创作壁画,让绘画与建筑同在,每天与人见面?让绘画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
  讨论会后,省美术院就决定派人出去“找墙面”。那时武汉新建项目不多,更没有对壁画的知觉与要求。后来,省美术院的同志找到了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是湖北省接待宾馆。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来武汉视察工作,都下榻于此。有一次,李先念对东湖宾馆提出批评,说宾馆缺乏文化氛围。
  宾馆方面正在为其“文化氛围”动脑筋,所以对我们画壁画的建议表示欢迎。他们说:“既然画家们找上门来,就试试吧。”
  我们很兴奋,立即做出规划,并投入创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的第一件壁画作品《楚乐》就产生了。未曾想到,这竟成为湖北现、当代壁画的发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湖宾馆的壁画,及至湖北现、当代壁画的缘起,其动因与李先念主席来湖北时要求增加些接待单位的“文化氛围”有关。
  当时分管省委接待工作的是省委副秘书长申兴国,他对我们的壁画支持力度很大。于是,他乘李先念主席这次视察宜昌时,特地请李主席看看我们努力的成果。
  陶版壁画《楚乐》是由1144块28厘米见方的经刻绘的高温釉陶版组成,当时已在宜昌烧成了大部分。我们将这些陶版从工厂拖到宜昌市桃花岭饭店,铺满了饭店大餐厅的地面,等待李主席到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李主席,那种气度真令人难忘。李主席高身材,背微弯,红颜鹤发,穿一身挺括的深蓝色中山装,不苟言笑却认真地看着你,说起话来却很平易近人。
  他看了一会地面上的陶版后要我们和他一起坐下来,首先提问道:“你们知道长袖善舞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创作这画时从没有想过其政治含义,一时语塞。这时,程犁灵机一动地反问道:“您是政治家,那政治含义请您说吧。”他微微一笑地说,“我告诉你们,长袖善舞的政治含义就是不仅要善于打得出去,还要善于收得回来!”一边还做出有力的手势。接着,他对着程犁发问,“那艺术含义呢?”程犁说,“长袖的舞动如行云,如流水。”听程犁这么说,李主席点点头表示认可,并又问道:“首都机场的壁画你们看过了吗?画‘泼水节’那幅画你们怎么看?”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袁运生所作的丙烯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的泼水节》,就说:“这幅画非常好,但有人对画面出现裸体有异议,您看呢?”他说:“画裸体没有什么嘛,人不都是那样吗!”那时,“文革”结束不久,袁先生的画闯了以往的“禁区”,我们与李主席的谈话也忽然接触到敏感的话题,本想再深问一下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不想有人来催他起身,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告别了。
  李主席走后,我们正准备把铺在地上的陶版收起来,这时来了一个女孩,蹲在地上帮我们一块一块地收拾到最后。她一边收一边还嘀咕:“这老头,看这么一下要别人这么麻烦!”旁人介绍说,这女孩叫李紫阳,是李先念的女儿,在武昌紫阳湖畔出生的。主席家的教养让我们很有感触。
  后来,陶版壁画《楚乐》获1984年全国第六届美展金质奖章。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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