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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办”们的开国记忆

2019/09/29

李恒建 燕玉涵

  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如同一首雄壮激昂的交响曲,昭示了中华民族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昂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几年前,笔者曾采访十几位经历了开国大典的中办老同志,听他们讲述开国大典的那段往事。当年他们都二十岁上下,风华正茂,昔日的意气风发已变成今日的淡定从容。但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仍镌刻在他们记忆深处,每每追忆仍会热血沸腾。

永远铭记毛主席庄严宣告那一刻

  “参加开国大典,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问题。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个时刻是印象最深的。这是多数人的回答。这也和我们今天看开国大典影像资料的感觉是一致的。
  毛主席的警卫员孙勇,那一天奉命在东北执行任务,并不在北京,只是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但开国大典的热烈气氛同样让他很激动。他说:“革命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艰难岁月,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都欢欣鼓舞。”
  当年年仅18岁的郭英在机要处工作,她因为个子小站在了队伍前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游行结束后,群众自发跑到天安门下面见毛主席,我就在队伍里面,毛主席就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从城楼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我感觉很亲切,眼泪止不住地流。”
  张长行、杨桢夫妇当时都是秘书处干部,一个是速记员,一个是打字员,他们站在西华表的西南面,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位置。
  “那时候很高兴,”杨桢笑着说,“因为之前从来没见过飞机,那天看到真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相较于杨桢,作为速记员的张长行则感觉紧张、忙碌得多,大典前期他参加了每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尽心地为新中国成立的筹备会议作记录,也亲历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诞生。因为所站位置、所处岗位、所负职责不同,所以他们当时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同为秘书处干部的李秉训印象比较深的则是毛岸英在他们的队伍里面,和她只隔了两个人。
  冼福龄和陈玉芳夫妇也都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冼福龄22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办机要处);陈玉芳20岁,是机要处干部。陈玉芳站在现在西观礼台的位置,回忆起当时的场面,她还是难掩激动:“朱总司令检阅部队,广场上掌声雷动!还有就是五星红旗升起、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问候大家:‘工人同志们好!农民同志们好!’最后游行队伍结束的时候,少先队员们涌向天安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激动得不得了,不停地蹦啊跳啊。这些印象都很深。回到单位之后,好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平静不下来。”
  陈玉芳还讲起自己努力争取参加开国大典的故事:“刚开始组织上没让我去,说我身体不好。我不干,就去找领导,说我身体没有问题。后来领导同意了。我是从太行山沟里面出来的,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那不得了。”
  冼福龄站在中山公园南门位置,他印象比较深的也是阅兵,“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阅兵,大规模的阅兵。”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在北平,并加入了地下党,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和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激烈斗争。国民党从北平撤退时,留下了宪兵十九团,那里边特务很多,所以10月1日前后,北京还不是很太平,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还很严密。当时21岁的机要处干部苏维民是北京人,他也讲道:“解放前北平白色恐怖,国民党的特务见了卖报的小孩就打。卖书的书摊,哪本书看不顺眼,特务马上就没收了,有时直接把卖书人带走。”
  我们见到的年龄最长的“老中办”赵峰,他当时在香山党委担任秘书。再回想起开国时的往事,他也有了别样的感触:“天安门上这些领导人当时年纪都不小了,包括民主党派人士,这些人能够集中,按时到会,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不太安全,还有特务,所以是让他们先到东北,又从东北到西柏坡。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深情回忆起自己护送领导人家属进北平的经历:“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这个队伍由你来带队,任务艰巨,问我怎么样,我说保证完成任务。我能接到这个任务并顺利完成,是我这辈子非常骄傲的事情。没有什么人能有机会接受这种任务,所以我很感动。”

“大典”背后的小故事

  采访中,我们多次提出,能不能讲讲当时的一些细节或故事,遗憾的是,多数老同志都记不清了。所以对他们努力回忆起的种种细节,我们倍感珍惜。
  “10月1日那天,我们凌晨4点起床,吃过饭后乘车进城参加开国大典。当时我只有一双前后都打了补丁的鞋,怎好穿它去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呢?正发愁时,有位同志借给我一双崭新的球鞋,这让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临行前,每人发五个烧饼,两个煮鸡蛋,两个鸭梨,作为午餐。”苏维民回忆道,“我的位置在天安门金水桥西侧,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时,我近在咫尺。部队通过天安门后,天色渐暗,群众提灯游行开始,军民两支队伍同样壮观,遗憾的是我们要返回香山提前撤退。”
  当年17岁的成正荣是特会室干部,他的回忆最完整:“下午三点开国大典开始,我们大概一点多就到了,在金水桥的位置,队伍陆续都来了,人们就开始唱歌。当时为了保密我们还是叫‘劳大(劳动大学)’。我们机关的人就会唱两个,唱来唱去就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候有个统战部干训班,都是青年学生,非常活跃,后来就由他们代表我们唱。之后大家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天下了点雨,地有点湿,一人一张报纸垫着。
  “两点40分首长都上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一到天安门城楼,林伯渠就宣布开会,大家热烈鼓掌,在下面高喊:‘毛主席万岁!’大会这就开始了,接下来,毛主席讲话,朱老总下来检阅部队,然后队伍游行。大典结束以后,我们特会室有会餐,自己雇的炊事员,手艺还可以,做了木须肉、红烧肉,一共三四个菜。赖祖烈(时任特会室主任)还说,有家属的有亲戚的,把他们叫来,都一起来吃。那天,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喝了点酒。晚上那时候也没电视,就听着收音机,听收音机里报道开国大典。”
  作为秘书处的速记员,张长行为我们讲述了全程参与政治协商会议速记工作的珍贵记忆。“开国大典我确实很激动,但也没有十分激动。因为大家平时见不到毛主席,而毛主席作报告时,我就在旁边记录,能近距离看到伟大领袖。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讲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很提气。”
  回忆起当时的速记工作,他说:“当时我都是用速记符号,这样也不能保证全记下来,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记,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只能速记,漏掉之后,以后就补不上了。所以那时晚饭都吃不好,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紧张得不得了。有的女同志因为记不下来紧张得都哭了。”
  他还讲述了国徽诞生的过程:“开国大典前那次政协会,讨论国徽的时候发生了分歧。张治中觉得不好,说像前门牌香烟,不够严肃。因为前门和天安门看起来差不多。当时马叙伦在会上很激动,说(张治中)怎么能这样说呢。毛主席认为有争论好,争论体现民主。后来投票表决,李维汉让我监票,我说那么多人怎么监啊,手刚举起来就落下去了。他说,你这小鬼,举手的是大部分,你就数不举手的,再用签到人数减去不举手的就是支持人数。”采访过程中,张长行还向我们展示了他当年用过的工作证、速记本、小胸章等,这些物品他都视若珍宝地收藏着。

“大家都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

  当我们问道:“新中国成立了,您对自己有什么期望?”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没想那么多,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秉训当年19岁,在东北长大,从小受日本人的气,没有任何自由,她回忆道:“新中国成立了,和过去的环境一对比,我就觉得特别高兴。那时候年龄小,刚投入党的怀抱,所以一心一意听党的,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跟着党走,非常单纯。对未来没有设想,当时的印象就是领导代表党,所以都是按领导要求工作。”赵峰也讲:“那时候对自己没什么期望,这一辈子都是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工作都是听从安排,没有什么个人想法。”
  当年26岁的机要室干部沈剑心回忆说:“我是六月份从上海调过来的,直接到了中办。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家人逃难走散了,自己一个人,还在大街小巷里卖过报纸。所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高兴,当时对自己的未来没什么想法,只觉得战争胜利了,共产主义一定会比过去好。”
  提起当年所从事的机要工作,郭英动情地说:“能为中央服务,这是我一生当中很光荣、很自豪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很高兴、很有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党中央、来自毛主席、来自工作性质,这种光荣感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给中央同志服务很辛苦,有时候连续整夜工作,可是一点儿不觉得累,困得没办法的时候就用凉水洗脸冲头,解决瞌睡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都要完成任务。因为当时情况很紧急,要争分夺秒地去工作,不想别的,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那个时候不是个别人,而是一种气氛,大家都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机要工作要求很严格,要准确、及时、迅速,所以每当完成任务,自己都很骄傲。”
  她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半夜起来工作,当时我跟另一个年轻女同志在一个被窝睡,按要求不能一个人一个被窝。半夜要起床工作,两个人裤子穿错了,但不知道,就去工作了。后来其他同志们发现了,就笑我们:‘这两个小糊涂虫,半夜穿错了裤子。’”在采访郭英的过程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曾两度哽咽,她对党、对机要工作的情感也深深感动了我们。
  当年的中办人不仅工作热情高,学习热情也很高。据成正荣回忆:“开国大典当天晚上,赖祖烈布置了一个任务,叫我们想一想,明天座谈一下,谈一谈感受和理想。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组织上能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知识。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1951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李秉训也讲述了当年忙于学习的充实岁月:“那时候我们要求很严格,早上六点半起床学习一个小时,到七点半开始上班,晚上吃了晚饭还要学习到九点钟。每天早晚都要学习。平时总是搞秘书工作,所以领导老教育我们要提高文化,在业余时间,我们就经常去图书馆找书看。那个时候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
  分享着老中办人弥足珍贵的记忆,我们深切地感到老中办人身上有着共同点——忠诚、朴实、严谨、谦逊。他们年轻时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习、工作,为党和国家奉献青春,如今依旧过着朴素的生活。讲述往事,他们仍保持着低调的作风,有的还特意嘱咐不要宣扬他的事迹。平淡真实的情感却穿过厚重的历史,向我们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相信每个读到他们故事的人内心都会有所触动,感谢他们的分享与传递。
  (来源:《秘书工作》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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