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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断臂瓦屋塘——我的父亲贺炳炎长征之路

2019/10/15

贺北生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抗击国民党80个团的“围剿”中,很好地执行了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后,为保存力量,奉中央命令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冲出敌人包围,向西突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我的父亲贺炳炎,当时在红五师担任师长。

激战瓦屋塘身负重伤

  为保证大队人马能够顺利通过湘黔边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五师担任后卫,堵截敌人的“追剿”部队。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企图拦击西进的红军部队,当我父亲率领红五师赶到瓦屋塘时,战斗已经打响了。敌人抢先占领了东山头,向我军先头部队疯狂阻击,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父亲急跑几步,站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战争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处于优势,但未构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越快越好!”
  特务队长老杨,没有理解我父亲的意图,插嘴说:“师长,我们任务是后卫啊!”
  “鬼扯!”我父亲圆睁着双眼大声吼道,“战场上分什么前锋、后卫?枪一响,哪个上去有利,哪个就上,不能错过有利的战机!”
  师参谋长王尚荣深知父亲的秉性,看出了我父亲的意图,只要对整个战斗有利,父亲是从来不考虑个人与本队伍的得失的。他补充说:“对!敌人立足未稳,我们可以趁机打他个措手不及!”
  五师按照我父亲的指令,向东山头发起了冲击。我父亲和特务队冲在最前面。这里是断层山脉地带,敌六十二师占据的东山,相对高度在六百米以上,四面又都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与峭壁,是个易守难攻的阵地。我父亲仔细察看了一番地形,招来团以上干部,风趣地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语,杠子怕‘痞子’,痞子怕‘绵缠’。我们今天就打个绵缠战!把他们死死缠在这里,让大部队顺利通过瓦屋塘,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个仗?”“有!有!”大家都信心十足。“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我父亲用力挥动右臂,激将似地说:“真有信心,还是假有?要看我们的行动。看我们能不能缠住他!”
  我父亲交代完各部队的进攻路线,挥着手枪,加入特务队的进攻行列。机枪嗒嗒叫,吐着一串串火舌,飞向敌军阵地,手榴弹轰隆轰隆响,尽在敌人屁股后面大开花。刚攀上山顶,正在拦击正面的红军先锋部队进攻,喘息未定的敌六十二师,没料到屁股后面起了火,只好放弃瓦屋塘正面的拦击,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偷袭他们后路的红五师。红五师从后面吸引敌人火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当敌六十二师敌人凭借优势地形,居高临下,一边放枪,一边呜里哇啦叫,潮水般地向下涌来。轰!一颗手榴弹在我父亲身边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和警卫员掀倒在地。幸好,他们没有受伤,只是我父亲的裤子被弹片穿了一个洞。但是,手榴弹却击中了红军的机枪手,那挺封锁敌人的机枪哑了。
  我父亲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机枪。这时另一个赶到的机枪手推开我父亲,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不多久,新上去的机枪手又倒在血泊中了!敌人正趁机通过红军阵地。我父亲收起短枪,怒骂着抱起机枪,没命地扫着……一排敌人倒下去了,又一排敌人倒下去了!敌人掉头又往山上跑。
  这时,突然从侧面飞来一梭子子弹,正打在我父亲右臂上,他的手臂立即垂了下来,鲜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顷刻,棉衣袖筒被浸透了血,血滴滴答答往地下掉。父亲昏迷了过去。“师长!”警卫员惊呼起来,王尚荣参谋长闻讯赶了过来,他抱起我父亲,惊慌失措地大叫:“师长,您怎么了?……”我父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了参谋长吃力地说:“放下我……指挥部队,再坚持半小时……”王参谋长看到我父亲血肉模糊的右臂,大声命令,“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

  贺彪是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卫生部部长,也是当时部队技术水平很高的外科医生,他听说我父亲负伤,拔腿奔向火线。我父亲不但是他尊敬的战友,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贺彪远远看到抬着担架飞跑的人们,便扯着嗓子大喊:“是哪个?真是贺师长吗?”我父亲的警卫员扑向贺彪,放声大哭:“好部长,您快救我们师长吧!您一定要救活……”贺彪立即组织人员对我父亲进行紧急救治,并说:“立即报告贺老总!贺师长伤势很重,右臂可能保不住了!”
  当时贺龙随着总部机关,已经离开瓦屋塘向西疾进。听到我父亲负重伤的消息,二话没说,扭转马头便往回赶,贺龙回到战地临时救护所瓦屋塘,径直奔到我父亲的担架前。这时父亲在贺彪的亲自救护下,伤口不再淌血了,人也清醒了。他看到总指挥,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微微笑着说:“没关系……胳膊挂了花……”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的贺彪,沉痛地说:“是汤姆子弹打的。弹头在臂大骨处炸开的。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血快流干了,差点送了命,还说没关系?”“右手臂断了吗?”贺龙看着我父亲血肉模糊的右臂,焦急地问贺彪,“是的,大骨头炸了个大洞,断了……一半骨头也碎了,还翘起了一大块。只有几根筋连着,土和棉花全在受伤的肌肉上。”“右臂留不住了……要锯掉!……”“不!”我父亲突然喊了起来,“不能锯!我不能没有右手,我还要打仗啊……”
  为了不使我父亲受刺激,贺龙把贺彪拉到老乡家,抱着一丝希望地问:“能不能想办法接好呢?他不能没有手臂啊!”贺彪沉痛地说:“贺炳炎同志的手是没有办法保住的。不要说我们这里条件差没有办法,就是到汉口或上海,也没有办法保得住的啊!”少顷,贺龙又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帮他做手术?”贺彪回答:“要锯掉手臂,越快越好!防止伤口感染!”“做这样的手术,要多少时间?”“三个钟头!”“好!”贺龙立即命令,“到前方传我的命令,一定坚持再打三个小时,保证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他又转身问贺彪:“手术器械与药品,都齐全吗?”贺彪为难地说:“医院已转移了,器械和麻药都没有。”贺龙痛心地说,“要从活人身上锯下手臂,没有麻药,怎么行?用铁锯子在皮肉筋骨上拉来拉去,搞两三个小时,人受得了么?”“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啊……”贺彪愧疚地解释说,“贺师长是个很顽强的人,只要我们动作快,问题可能不大……”“什么叫可能不大?”贺龙发急地说:“我对你讲,贺炳炎交给你,胳膊可以锯掉,命一定要保住!一定的,不能含糊!”
  送走贺彪,贺龙走近我父亲的担架,俯在我父亲肩头,轻声说:“炳炎,孩子!医生马上要给你做手术。你的手臂打断了,保不住,不锯掉,发了炎,就要丢命……”贺总指挥难过得说不下去。我父亲反而安慰说:“老总,莫难过,叫贺彪来锯吧!锯了右手,我还有一只左手,仍能打仗啊!”面对这乐观而坚强的战士,贺龙激动得热泪滚滚,他抚摸我父亲的额头,无比愧疚地说:“孩子,太难为你了。手术器械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手术又不能再拖……”
  正说着,贺彪带着助手走了过来。他指挥战士们把老乡家一把木工钢锯抬到担架旁搁着。他泪流满面地走近我父亲,轻声说:“老伙计,我们开始做吧……”为了做好这没有麻药的手术,他叫五六个战士把我父亲捆绑在门板上,我父亲锯臂的手术就在瓦屋塘这老百姓草房门口的房檐下开始了。
  我父亲说:“把毛巾塞在我嘴里!让我咬住一块毛巾忍痛。你尽管大胆做手术吧!”关向应政委说:“贺炳炎同志,我和贺总在外面等着,你要忍受每一分痛苦,我们一定活着去见毛主席!”
  东山头的战斗还在进行着。为了给我父亲赢得手术时间,贺龙调来部队亲自指挥,死死缠住东山的敌人。枪声、爆炸声就在手术桌外不到百步处响着,弹头和弹片不时落到房顶上。大家都劝贺老总离开瓦屋塘,可他坚决不走。经过贺彪和助手章德炎历时两小时二十分钟的努力,锯臂手术终于结束了。贺彪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珠,他盯着我父亲满头大汗的脸,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两个多小时的锯呀,锉呀,全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钻心彻骨的疼痛面前,父亲连哼都不肯哼一声啊!好一个铁打的硬汉子啊!
  手术结束后,贺龙和关向应又来到我父亲身边,轻轻地替他擦汗,俯在他耳朵边亲切地说:“炳炎,好孩子,好样的,你真的挺过来了!”我父亲吐出嘴里的毛巾,看了看失去的右臂,含着眼泪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左手嘛,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坚定地说。
  贺龙从手术盘里拿起锯下的残臂,口里喃喃地说:“这是贺炳炎的手臂……还是活的……”他又从盘里夹起几块碎骨头,用手绢包了起来,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
  红军队伍顺利撤离了瓦屋塘,向西挺进。我父亲躺在担架上,贺龙扶着担架,紧跟在他身边。父亲很虚弱,可是一路唱着他最爱唱的歌: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横下心来斗白匪,掉了脑壳碗大个疤……

驰骋疆场的“一把手”

  手术后父亲只在担架上躺了六天,便又下地指挥战斗。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甘孜城会师后,继续北上,向雪山草地开进。
  我父亲本来已残疾,不仅不要别人照顾,反而又调任六师师长,负责全军的收尾工作。当后卫,既要挡住追击的敌军,还要收容大部队掉队的伤病员。前面的部队已把能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卫队要填肚子只好向地下发展,挖野菜根。师特务队的几个小战士挖不到野菜根,便一个个噘着嘴,赌气不挖了。看着这些可爱的小战士,我父亲将右臂的空袖管朝他们面前一甩,鼓励他们说:“同志哥哟,你们看,我一只胳膊,还要活着出去打天下,你们比我年轻,手脚又灵活,一定能看到革命成功,看到共产主义。”小战士们看到我父亲甩过去的空袖子,先是一愣,接着噘嘴变成咧嘴,连跳带蹦地找草根去了。
  红军忍饥挨饿继续行走,被噶曲河挡住去路,又赶上山洪暴发,浪涛卷着枯树杂草像脱缰的野马,咆哮着、翻滚着顺河而下,西北风嗖嗖地抽打着指战员的脸颊。面对精疲力竭,又饥又饿的官兵,望着翻滚的河水,我父亲深知情况险峻,如不一鼓作气,在天黑前组织部队渡过河去,部队不是在晚上被冻死、饿死,便是被追上来的敌人咬住。为此,我父亲从部队中挑选了20多名身体较好的官兵,组成先锋队,下水探路。随之他又招呼官兵解下绑腿带,编成一根缆索横在河上,大家拉着缆索过河。我父亲的马上驮着一位饿昏了的战士,他自己跟在马后,用仅有的一只手紧紧抓着缆索,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河心走。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走在中间的一头骡子被浪水灌得受了惊,一个纵身,把背上的病号甩进河里,恶浪卷着病号下沉。救人要紧。父亲松开缆索,用一只胳膊划着水,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不料,一只胳膊划水,身体失去平衡,他也被卷进恶浪中。“贺师长,当心!”“贺师长,坚持住!……”站在岸上的官兵焦急地大喊。“嗵!嗵!”五六个识水性的小战士,跳下水,奔向河心,并迅速围成圆圈截住了落水者和我父亲……
  部队天天行军,脚底板磨地,草鞋破得很快。鞋是指战员生活、战斗的必备品,行军打仗人人肩上都背着一串串。我父亲失去右臂,所需草鞋都是身边的战士供给。一天宿营,他看到通信员打草鞋时,打着打着睡着了,心里很难过。于是,他便试着用牙齿和左手、双脚,配合着打草鞋。万事开头难,身体零件不健全的人就更难。初学打草鞋,不是牙齿咬了手,便是牙齿用力不均拉断了草绳,就这样紧打慢打,一个晚上也打不了一只。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半个多月时间的练习,他终于学会了打草鞋,且越打越熟练,等部队过雪山时他的草鞋不仅能自给,而且还隔三岔五地接济那些因作战任务重,没顾上打草鞋的战士。至于在打草鞋上,我父亲下了多少苦功,流了多少汗水,就像天上的星星,谁都看得见谁也说不清,但有一条却很清楚,就是他的门牙在打草鞋抽拉绳索中留下了深深的豁口。
  1936年10月20日,我父亲带领红六师随红二方面军部队胜利到达甘肃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完成了艰苦的长征。
  (作者是贺炳炎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休干所原师职干部,摘自《百年潮》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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