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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战期间的革命文艺工作

2019/10/29

张光年(口述)李丹阳 杜立(整理)

(一)

  我的家乡在鄂北。大革命时期,我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很早就入党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湖北全省、特别是我的家乡鄂北,牺牲很惨重。我18岁时到武昌报考中华大学上学。这个学校曾经出过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物,后来更名为华中师大。上大学时,我就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文学活动了。1935年我们组织了武汉戏剧协会,第二年又在武汉组织了拓荒剧团,创作了一些剧目。《五月的鲜花》就是为独幕剧《阿银姑娘》里面的序曲写的。我们在武汉开展救亡戏剧运动,得到了冯乃超的很大支持。他当时在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书城手下任职。
  由于我们想演出抗战的国防戏受到国民党的很多挑剔,于是就选择演出一些比较软性的戏,譬如英国讽刺剧《软体动物》。这个剧里面只有四个演员。开始时,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曾应邀演女主角,演一个老是半躺在沙发上,安于享受、不求进取的女人。她来参加了几次排练,台词都背下来了,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就不能来了,换了别的演员。我演里面的男主角,是从新大陆美国来的,比较能闯,生气勃勃的。我与冯乃超等人在武汉还提倡新诗歌朗诵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这个局面当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争取到的。1938年,中共湖北省委刚刚恢复。由于大革命后的十年间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中共长江局负责湖北工作的董必武同志派我到鄂北去考察情况,准备恢复组织活动,首先想在那里去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那时候,表面上国共合作,但实际上蒋介石政府对我们的防范还是很厉害的。我在那里刚刚开展一些活动,湖北省府、特别是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就打电报给驻在鄂北的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师的师长,要他们严密监视我的活动,必要时加以逮捕。那个师长对我还比较好,把这个情况秘密通报给了我。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乃超、田汉同志的电报,他们大概听说了对我不利的情况,叫我赶快回武汉。
  我一回到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就通知我,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了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第三厅是宣传厅,负责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的,把这个厅划归周恩来管,就算是划给共产党的一个“租界”吧。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早在北伐时期,郭沫若就当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所以,让周恩来同志做政治部副部长,让郭沫若同志做厅长,实际上是对他们贬低了,但那时大家都不计较名誉、地位。
  那时候,因为上海、北平都已经沦陷了,南方、北方的大批文化人、艺术家,许多名人和进步人士都来到武汉,集中在第三厅。这些人里虽然党员不是很多,但他们很多人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是很尊重的,特别是非常尊重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田汉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也是很推崇的。第三厅有三个处,第五处负责报刊、出版、宣传,胡愈之是处长,刘季平也在这个处,协助胡愈之。第六处是艺术宣传处,田汉是处长。第七处是对敌宣传处,对日本战俘和日本人民进行宣传,处长记不得了,冯乃超在这个处工作,后来他还协助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等日本友人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负责三厅日常行政事务的是厅长办公室的主任,也叫主任秘书阳翰笙。
  在党内,第三厅里组织了一个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的特别支部,由三个人组成支委会,那时叫“特支干事会”,书记是冯乃超,组织干事是刘季平,宣传干事是我。记得三厅特支成立时,冯乃超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大意为:国共两党有个协议,互相不在对方军事机构里发展党员。因此,组织决定我们第三厅中共特支的三个负责人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所以在抗战期间,我们在武汉和重庆以及其他蒋管区就成为对国民党公开,也是对社会公开、对文化界公开的共产党员。这样,国民党有事可以找我们交涉;文化界、知识界一些原来与我们党有联系,后来又失掉联系的人,也可以找我们这些公开的党员谈心、提出要求。
  经过十年的白色恐怖,许多老党员都失掉了组织关系,所以三厅里的共产党员并不多。三厅特支直接领导着厅里的二十几位党员,不包括演剧队和孩子剧团里的党员。三厅特支的上级单位是中共长江局,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具体管,他经常派一个人跟我们联系,隔两天就找我们,传达一些事。实际上特支的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指导的。我们三厅特支开展了很多工作,我有什么问题了,人家提出什么要求了,或者我发现什么问题了,我就直接去找乃超,或者我们三个人一起开支干会,尽量不去麻烦周恩来同志或是长江局的同志。
  我记得周副部长每个礼拜三、六两天在军委会政治部办公,我们在行政方面有事多半都是通过阳翰笙,委托他去向周副部长转达、汇报。那时阳翰笙和郭老、田汉都还没有恢复党籍,但是我们都很尊重他,周恩来同志也把他当成党内同志一样看待,有事情在一块儿商量。
  在行政上,我在第六处的第一科工作,一科是戏剧音乐科,科长是戏剧家洪深。我们这个科有很多戏剧家,音乐家有冼星海、张曙等好多位。冼星海、张曙跟我感情特别好,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有大半年时间,我们经常合作写一些作品,很多都是应急的抗战歌曲。我们住在山坡上第三厅的宿舍,隔壁就是洪深的宿舍。因为三厅是一个军事机构,各处的工作人员互相没有过多的来往。郭沫若是住在比较远的东湖,冯乃超住在武昌的一个地方,田汉住的地方我还记得,因为我常常到他家里去。我那时候二十四五岁,比较年轻,三厅的老同志们都对我很关怀、爱护。
  艺术宣传处分配给我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帮助第三厅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这是经过周恩来争取的结果。那时,经常有全国各地的青年宣传队,包括平津学生流亡宣传队、东北宣传队、上海救亡演剧队,还有许多电影演员来武汉。武汉的学校、工厂、店员也都组织了自己的宣传队,经常联合演出。经过田汉、洪深、阳翰笙等人反复商量,报请周恩来、郭沫若同意,我们将原来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演剧队、宣传队重新组编了十个抗敌演剧队,还加上一个孩子剧团。第五处也组织了四个抗敌宣传队,另外取个名目吧,实际上和演剧队差不多,都是唱歌、演戏的。那个时候,三厅几个处中事情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处,管文艺界的各个团队。我的工作很多,因为年轻嘛,而且我1936年曾经去过上海,与上海电影、戏剧界的很多人比较熟,联系起来比较方便。总之,第三厅成立之后,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整个武汉非常热闹,到处都是抗日的歌声,还组织火炬游行什么的。
  这些抗敌演剧队、宣传队要分散到各个战区去进行抗日宣传,所以,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这些演剧队、宣传队都应当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到了各个战区去要准备打仗啊,不会打枪怎么行呢?男的要学会打枪、学会军事动作;女的要学会战地救护。军事训练之外,还要上时事政治课、学宣传工作的要领,还有艺术培训等等。培训班由洪老夫子(洪深)担任班主任,我担任教务主任。
  第三厅特支给我的任务是与这十个抗敌演剧队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没有党组织的,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当时有党组织的演剧队有七个,这些党组织都找我。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党支部和个别党员均由三厅特支联系和领导。因为那时候规定在军事机构里暂时不发展党员,所以演剧队离开武汉到各战区后才发展党员。

(二)

  1938年,各个演剧队陆续离开武汉到各个战区。我原来组织过一个剧团,后来这个剧团改编为抗敌演剧第三队,于1938年秋开赴第二战区,我就带领这支演剧队离开了武汉,到山西去了。周副部长给了我一个名义,叫做“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原来报上去的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周副部长把“第三厅”划掉了。所以我在第二战区很受优待,工作很方便。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我们到的是游击区,那里有“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下面的决死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是阎锡山的新军,实际上里面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跟决死队的同志都很好,像自家人一样的。当然我们在那里工作很艰苦,得到了锻炼。后来阎锡山知道了共产党控制了决死队,他就不干了,就想剿灭决死队。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发动了“晋西事变”。当然决死队没有被消灭掉,后来索性招牌一换,都改成八路军了。
  那时候我喜欢骑马。那里有匹烈马,有人问:“谁敢骑?”我逞能啊,就说:“我敢骑。”结果一下子从马上摔到山沟里了,跌到乱石坑里,一块尖石头正好砸在我的关节上,关节肿胀起来了,我受了重伤。大家把我救了起来,当地游击队的大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组织上就用二战区的无线电台与延安的中央组织部直接联系,请示要把我送到延安去医治。那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了延安的中组部。中组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来电希望演剧三队全队护送我去延安。这样,大家就用担架抬着我,层层转送,再一次渡过黄河去陕北延安。
  我们演剧三队曾经两次渡过黄河。第一次我们行军走到壶口附近时,老远就听到黄河奔流的轰鸣声,我登上一座高顶,亲眼看见汹涌奔腾、一泻千里的黄河,感到很震撼。两次乘木船渡黄河时,船夫在惊涛骇浪中,喊着号子,奋力冲过险滩的情景,也给我很深印象。那时我就开始酝酿写作歌颂黄河的长诗。
  我随演剧三队于1939年2月份到达延安,在那里呆了三个月,5月份离开。在延安,我熟识的朋友很多。老朋友冼星海来看我,希望跟我第三次合作。这次合作就是写出了《黄河大合唱》。我因为关节坏了,行动不灵,无法执笔,只好躺在床上,口授我的长诗,演剧三队的胡志涛同志笔录。写好后的一个晚上,演剧三队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举行了个小型朗诵会,请来了星海,听我朗诵《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我就从头到尾念了400多行的歌词。星海坐在边上凝神地听着,等听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忽地站起来,跑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歌词,说:“我有把握写好它!”他很快就把曲谱好了。《黄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演出时,我还上台去朗诵。
  我的关节虽然在延安经过了印度医疗队的治疗,但关节这个地方不比别处,没有治好。但这期间,我的关节消肿了,可以走路了。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后方成都去治疗。5月,我与第三演剧队的同志们一起离开了延安,转赴成都。

(三)

  我在成都的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医生说:“你这个情况应该安假关节,但要安假关节就必须等旧伤长老了,过一年以后再说吧,现在还不行。”我有些着急,心想,既然现在不能动手术,那我就不再等了。正好朋友有方便的车子,我就去了重庆。我私下想,重庆有那么多朋友,我去看望一下,然后再去延安,或者回到第二战区。结果一到重庆,冯乃超同志找我谈话,传达周恩来同志意见,让我留下来工作。
  在这之前,三厅在武汉失陷前已经离开武汉撤到重庆。不久,国民党开始反共了,原来的第三厅实际已经被国民党夺了权,成立了新的第三厅,换了反动的正副厅长。郭沫若很生气,就说,我们都离开重庆,向蒋介石总辞,都转到外地去。蒋介石慌了,因为这些人毕竟可以充门面,维持表面上的合作,于是就挽留。这样,原来三厅的这班人马,换了一个招牌,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这些人,还是原来的那几个处、那些科。原来三厅的中共特支,就变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中共特支,书记还是冯乃超,刘季平去了新四军,组织委员换成了廖体仁,虽然我有段时间暂时不在,但宣传委员空在那里,等着我去就任。文工会实际上是顾问性质的,没有什么实权。国民党反共厉害时,各个演剧队差不多都受到迫害。他们有事情就去重庆找乃超、翰笙,让他们想办法找周恩来同志解决。
  那时候,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重庆,相当厉害。文化工作委员会就离开了重庆市区,搬到离市区几十公里的乡下——赖家桥。我不常到赖家桥去,每月大约去一、两次,或者他们有时候进城来。我的工作重点不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也不在那里办公。这时周恩来同志又交给我另外一个任务,让沙汀、叶以群和我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文化小组,沙汀是组长,做文化艺术界、大学教授的统战工作,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我还在文协下面组织了诗歌朗诵队。我的这些工作都得到了冯乃超同志的支持,他总是很关心人、帮助人,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又要抓人了,公开的威胁来了。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蒋政权的迫害,中共南方局安排党内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和党外的进步文化人分批疏散。作为大后方重要文化堡垒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要疏散,只有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和他们身边的少部分同志留下来苦撑。因为我在重庆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活动比较多,搞诗歌朗诵等,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当时我们党在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发现军统的一个黑名单,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光未然”下面有个括弧,里面写着两个字“捕杀”。他们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党组织。周恩来同志让他的文化秘书张颖通知我,说国民党要抓我、捕杀我,情况很严重,让我赶快走,马上准备去缅甸的仰光。我因为以前遇到这类事多了,总是不大在乎,所以这次也不大在意,同时我也不想去缅甸。于是周恩来同志当面说服我,并让乃超同志具体跟我谈。随后,乃超进城找我,约我到天官府郭沫若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谈话。这个地方比较宽敞,郭老有时从乡下进城住在那里,周恩来同志曾约我、乃超几个人,有时还有田汉,到那里聊天。这次乃超约我到这个地方,进了郭老的书房后,他拿出一本世界地图,详细地告诉我怎么走法,怎么走到昆明,怎么通过边境,怎么去缅甸,并说一路上都会有熟人帮助,到昆明和仰光找谁联系,他都一一告诉我,让我放心去。在嘱咐我几句后,还发给我路费。
  这一年的春天,我一个人离开重庆坐火车到了缅甸的仰光。走之前我化了装,我演过戏嘛,装扮成一个中年商人,还改了名字,叫张华甫。一路上历尽各种艰险,于夏天到达了缅甸。出去之后,我的组织关系还是在南方局,与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在缅甸,当地华侨组织来找我,同我建立了工作关系。我在仰光曾主编《新知周刊》并担任缅甸华侨青年战工队总领队,团结华侨青年,开展反法西斯的文化宣传。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攻缅甸,我就带着一批文化人和那个青年团体,撤离缅甸,翻过高黎贡山、大雪山,徒步走到云南。在昆明,我住在李公朴家里,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非常熟悉,无话不谈。1944上半年,我在昆明接到乃超同志从重庆寄来的信,谈到他和郭沫若对闻一多的近况很关注,托我向一多致意问好。信中还说郭沫若正主编一个大型文艺刊物《中原》,希望我向一多同志约稿。他在信中嘱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请一多为《中原》写稿。我把乃超的信拿给闻一多看了,一多笑着说:“这可得好好写。”不久,他便写出了内容精湛、富于创见的名篇《屈原问题》,这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古代史上疑难问题的力作。
  在昆明的三年,我跟中共云南省委建立了横向的工作联系,也经常给乃超同志写信。乃超在长江局,特别是在南方局是周恩来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也是周恩来同郭老联系的一个桥梁,等于是郭老的顾问。可以说,抗战时期,冯乃超在大后方、在蒋管区,是文化战线的一名组织者,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
  (张光年2000年10月口述,李丹阳采访、杜立整理;2013年,李丹阳根据录音和张光年提供的资料再整理。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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