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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淮海战役中的二三事

2019/11/05

口述 徐炳新  整理 袁巍然

  淮海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一次大决战,意义非凡。时隔半个多世纪,每当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我就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如今只要我看到巍然耸立于徐州南郊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就会想起曾经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鲜血洒在了淮海大地上。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只有记住那血与火的历史,才能够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排查俘虏官兵

  1948年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之际,我写了去前线的申请报告,几个领导却分别找我谈了话,他们大意是说“有很多同志都表示想留校工作,可惜没有机会。你怎么不愿意留校,希望你认真对待”。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奔赴前线。首长看到我的决心很大,只好批准了我前往淮海战场的请求。
  我到了淮海战场,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听说双方打得非常惨烈。11月22日,我军全歼被包围于徐州碾庄地区的黄百韬兵团。我到了淮海战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承担接收国民党被俘官兵的任务。
  由于此前,我曾在鲁中俘虏军官管理处工作过,并立过功,在管理国民党俘虏官兵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所以部队首长让我临时负责这项工作。在接收俘虏前的会议上,我讲解了一般的管理常规和我军的俘虏政策及注意事项,分析了这次接收俘虏众多的特点,并根据以往的管理经验介绍了四个土办法对他们进行审查。
  第一个是看俘虏写字。比方说,每个国民党俘虏兵都要登记上册,填写一张个人基本情况信息表,写出自己的名字,部队番号、担任职务、家庭地址等。有的俘虏拿笔就写,字迹熟练清秀,经常写字的人,中指的前端会磨得比较光亮,这是有文化的军人,可能是军官,需要特别注意,经过审问基本可以判定身份。有的说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的确写不出来的都是一般士兵。
  第二个是看吃饭。开饭时炊事员把饭桶拿出来,放到操场上。开饭哨子一吹,那些当官的,斯斯文文的,还有点架子,当兵的就不一样了,多是抢饭吃。通过悄悄观察他们的个人举动来分析,也基本可以区分出官兵身份。
  第三个是看手和肩头。当官的手和士兵握枪的手不一样,军官的手比较细腻没有老茧,当兵的手则不同。肩头也不一样,当兵的扛枪行军肩头会磨出一个鼓包,当官的没有。
  第四个是看额头。当官的戴大盖帽子,时间长了额头上会卡出一道纹印,当兵的都戴着布帽子,额头上基本不会出现印痕。
  这都是我以往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比较奏效。接收国民党俘虏兵时间虽说不长,但是经过筛查,查到了一批校官和多名将官。由于成绩显著,我受到上级首长的赞扬。

战场捉俘虏

  完成排查接收俘虏任务以后,我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侦察通讯连副连长。
  侦察、通讯是我的老本行,从1938年入伍时就是通讯员,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轻车熟路。我到连队以后,很快华东野战军就开始向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反攻,这也是淮海战役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1948年11月15日,我部攻克宿县(现为安徽省宿州市),隔断了徐蚌(徐州和蚌埠的简称)联系,孤立了徐州,并将从平汉路东援徐州的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
  侦通连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的军事情报,给上级首长提供敌人的具体部署,是首长指挥判断的重要依据。我到任不久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天,师里来了一个侦查参谋,他来到我们连队后,不去找连长,而是直接来找我。当时我们大部队已经在宿县铁佛寺一带驻扎,并将敌人团团包围起来。但是上级命令,围而不攻。师侦察参谋来找我是想要敌人的防御情报。因为我调来不久,还没有掌握和了解敌人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连长是否掌握,于是带上他和侦察排长去找连长张策,没想到张策也不知道敌人的情况。师侦察参谋看到这个情况,顿时有点急了,带着生气的口气说:“你们干什么吃的,我们面前敌人情况你们不管怎样也要掌握一些呀,现在首长要得急,你们看怎么办?”我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先到敌人的前沿阵地上去侦查一下,看看能掌握他们的什么情况吧,最好能抓个舌头给首长送去,现场一问不就把敌情摸清楚了吗?”张策皱着眉头说:“我们虽然把敌人给围起来了,但里面进不去,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情况比较复杂,不太好办。”我接着说:“既然首长急着要敌人的情报,说明非常重要,什么都不要说了,现在就去侦察一下,根据情况再说吧。”张连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挑了个比较精干的侦察兵,同时带着师侦察参谋,一行三人便奔向敌人阵地去了。
  很快到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先在外围侦察了一下,那里遍布着一道道敌人挖出的壕沟和各种防御工事,相互联通,其他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情报。我看到敌人阵地前是一片开阔地,没有掩体,只要我们在正面出现,稍微靠近,立刻就会被敌人哨兵发现。我想,我们必须以不暴露自己为前提,再实施行动。我们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发现左边有一个高地,上面长了一些荒草,于是就迂回到那里。这个位置离敌人阵地前面不远,我们在一处杂草丛中隐藏起来,并进行细致观察。首先用望远镜看了一遍,发现敌人占据了附近一带的所有村庄和主要道路,当地老百姓都被赶跑了,敌人利用这些村庄构筑起了一道道防御工事,使互相之间有联系,以便随时支援。在哨兵的后面两里路没有发现敌人,这可是一个抓舌头的好机会。我大致推算了一下,我们抓舌头的过程一旦暴露,哨兵开枪报信,村里的敌人出来赶到,至少需要5分钟,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安全撤离。我问侦察兵:“前面的那个村庄驻扎着多少敌人?”他小声回答道:“根据这两天的侦察,这个村子里驻扎着大约三四百个敌人,里面好像有敌人的一个指挥部。”我听后说:“我们先进战壕里摸一摸,去看看交通沟能不能通到哨兵的后面。”经过几个迂回,我们从前沿防御交通沟绕到敌岗哨的后面。由于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敌哨兵将棉帽的耳朵放了下来,两手揣到袖筒里,缩着脖子,枪就背在肩上,一大批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边来回晃动着,嘴里还一边喋喋不休地骂着,大意是换岗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接岗的人还没有来。看来,他是在抱怨。我们认定他此时的戒备意识极低,正好是抓捕他的最佳时机,于是我们简单商量一下,决定就把这个小子抓走带回去再说。
  我从左后面的交通沟低肢匍匐着,小心翼翼地向哨兵靠近,离哨兵还有5米左右时,我心跳加快,但又害怕被哨兵发现,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两眼眨都不敢眨,始终目视哨兵方向,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身子继续慢慢地向着哨兵靠近。此时,师侦察参谋带着侦察员,在我的对面从右边迂回过来,我们两面同时向岗哨靠近,当我接近岗哨2米左右时,哨兵突然有所发觉,动作也很快,马上就伸手去摸枪,拇指已预压扳机了,刹那间,我猛地冲上去将敌人扑倒,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按在地上,并用手枪顶住他的脑袋,低声说:“不老实就打死你。”这时其他同志也上来了,我们把哨兵双臂死死捆住。我吩咐道:“立刻撤退。”“是!”侦察兵连忙应了一声。俘虏躺在地上不愿跟着我们走。“我们优待俘虏,不过你要不配合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边说边将哨兵抓起来。“走。”我回过头对我们的侦察兵说,你在后面警戒,我和师侦察参谋押着哨兵快速离开敌阵地。我们大约跑了几百米的时候,也许是接岗哨兵发觉情况不对,鸣枪报信。村里的敌人听到动静,连忙追了出来,朝着我们撤退的方向开枪。在这个当口,俘虏装着绊倒起不来,不愿走了。侦察兵用枪托往他身上砸了一下,又朝他屁股上踢了两脚,问他走不走。接着一边拉枪栓,一边给我说:“连长,这小子耍赖,崩了他算了。”我伸手抓着俘虏说:“你不要命了是吗?”我的枪口还没抬起,俘虏就站起来了,忙说:“饶命、饶命,我跟你们走还不行吗?”于是我在前面拉着,师侦察参谋在后边推着,侦察兵紧跟着我们跑,一口气连拉带扯进入了我们的防区。跑回来后,才发现我的一只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
  “舌头”先被押到团部,团长立刻对俘虏兵进行审讯。团长一边问一边看地图,拿着红色铅笔在上面做着一些标记,掌握了很多敌情。接着,我和师参谋一起将“舌头”押到师部,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侦察任务。这是我来到淮海战场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实现带兵打仗梦想

  1949年1月19日至26日,华野总前委在徐州贾汪地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首长让我带一个警卫排护送首长开会。这是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思想动员和整编部队的一次重要会议。2月9日,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宣布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们部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原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我们第四十九团改为第二一一团,我被调到第二营第四连担任渡江第一梯队突击连连长,这个连是我们师的第一突击连。随即我们师动身南下,等待渡江。我虽然是个老红军,参加战斗百余次,但带兵指挥打仗还是第一次。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激动得夜不能寐。至于渡江战役的事情,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淮海战役转眼间过去70年了,我的记忆正在随着身体的衰老而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了,但在淮海战役中的几件事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许炳新同志,1923年生,安徽六安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淮海战役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侦通连副连长,渡江战役时任突击连连长,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摘自《党史文苑》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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