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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亲历记

2019/11/27

彭继超

  导语: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对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本文作者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工作近三十年,接触、采访了于敏、邓稼先、程开甲、林俊德等众多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用信仰丈量生命,是这些英雄共有的特质。最后一次核试验时,作者以核试验基地马兰电视台创作人员的身份,又一次来到罗布泊,采访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众多亲历者。

再回罗布泊

  在人造卫星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罗布泊像一只巨大的耳朵,又像一个没画完的圆。自1964年这里爆响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就成了中华民族振兴的象征,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地方。
  1996年6月8日,又一次核试验在罗布泊成功进行。当天,中国外交部声明,9月份前我国还将进行一次核试验,之后将暂停核试验。
  这次事先宣布的核试验,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许多为我国核试验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专家、老领导应邀来到新疆马兰,来到核试验场,再看看他们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地方。杨承宗教授来了,二机部老部长刘杰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也来了……我作为核试验基地马兰电视台的创作人员,也再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
  刘杰部长告诉我:1954年的秋天,我们的地质专家把在广西采到的铀矿石标本送到了北京。我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周总理汇报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中南海去汇报,毛主席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带着一块铀矿石,还有一个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赶到北京。在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主席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看了铀矿石显得很兴奋。那块矿石有拳头这么大,是黄绿色,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给几位中央领导说:看完了,大家要洗洗手。毛主席将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他亲自用盖革计数器测量铀矿石,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汇报完了,毛主席很高兴,站起来同我们握手。在门口,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那次汇报后不久,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次听取汇报,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成功作出突出贡献,生前却从未到过罗布泊,从未亲眼看到过中国核弹爆炸成功的场面。在马兰招待所,何泽慧对我说:“你相信人有灵魂吗?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来了……”

给国家干点儿实际有用的事

  许多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老同志主动要求到现场参加暂停前的最后一次试验。这些从蘑菇云下走过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给自己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亲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核弹已在爆室就位。爆室前,进行核爆炸物理测量的技术人员在对仪器设备做最后的调试、检查。
  忙碌的人群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国核物理测量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敏。
  1963年,这位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归国的科学家,和程开甲、陆祖荫、忻贤杰一起,在钱三强指导下制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案,筹建了核试验研究所。他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25年,身患重病后仍然坚持到试验第一线。同志们用担架抬他上飞机送往医院时,他还反复说:“我不能离开,我的事业在这里。”在北京的医院,他仍牵挂着核试验场,在病床上作的一首诗中写道:“梦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调到北京工作后,他还是经常来核试验场区,几乎每一次试验都能在工作现场看到他的身影。
  走出坑道,站在洞口的平台上,我问吕敏:“国家马上就要暂停核试验了,作为一名为这个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您现在心情是怎样的?”吕敏淡淡一笑,同我谈起一段往事:“当时钱三强点名要我们几个筹备研究所,我一到新疆就多少年回不去。钱三强先生碰到我父亲(语言学家吕淑湘),他说:‘我把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回不来。’挺抱歉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了,就给钱三强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我不后悔,尽管50来岁就生了那么场大病,但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儿事,干了点儿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也是不容易的。”
  给国家干点儿事,干点儿实际有用的事,正是这种朴实而又深切的报国之情,支撑着他们在罗布泊走过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程。
  和吕敏一起在坑道中忙碌的还有乔登江院士。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前,35岁的乔登江从江南水乡走进核试验场,从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到普通士兵,都亲切地称呼他“乔老爷”。他参加了我国进行的所有核试验,60岁时患癌症摘除了一个肾,离休后仍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在坑道外,乔登江对我说:“像我们这老一辈的人,因为当时受过日本人的侵略,看到过我们国弱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欺负,深有体会。这项事业正好是壮军威、壮国威的事,所以从心里头感觉到这件事要做好。”
  大山前,我遇到了年逾古稀的老专家孙瑞蕃。他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研究室的主任,当年核试验基地选调技术骨干,他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罗布泊。作为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他在光学测量方面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试验指挥部写给周恩来总理证明核爆炸成功的报告中,就凝聚着孙瑞蕃和同志们的心血。在动乱年代,他一度受到冲击,但只要有试验任务,他仍然主动请求参加工作。
  核爆炸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物理现象,一项测试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年、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在一次地下核试验中,一项重要的光学测量项目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已经调离基地又主动要求回来参加试验的孙瑞蕃却累病住进了医院。喜讯传来,躺在病床上的孙瑞蕃特意掏钱让人买了几瓶好酒捎到场区,庆贺成功。在最后一次核试验前夕,孙瑞蕃教授又来到这给了他许多苦恼更给了他无数欢乐的大山。提起那次试验,孙教授高兴地告诉我:“当时安装调试差不多结束了,我却住进了医院。好消息是我在医院从电话里听到的,我很高兴,当然很高兴!”
  轰轰烈烈的事业中,他们没有强调个人做出的轰轰烈烈的壮举,认为自己只是“给国家干点儿事,干点儿实际有用的事”,只是踏踏实实走着自己应走的路,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罗布泊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爆室旁一条窄窄的廊道内,王奎禄蹲在地上,和年轻人一起检查电缆槽。这位在物理测量项目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研究员曾20多次到现场参加试验,身上落下许多磕磕碰碰的伤疤。我曾多次听他讲述核试验场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上中学时解放军的一位胖班长送给他一块银圆,让他交上了学费,是助学金使他读完了大学。他最自豪的是作为国防科工委的代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周年国庆观礼活动。谈起试验场区的甘苦,王奎禄告诉我:“我们那个廊道,早上进去,有时一直到晚上,最晚一次是第二天10点才从洞里爬出来。那里面的空气因为封电缆槽酸气很多,所以有的人眉毛、胡子发红,有的发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在那种环境中工作,确实很辛苦,技术上难题也很多,所以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十几年前,吕敏从资料中发现了一组新的英文字母,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测试技术,便立即建议开始这一研究攻关。不久,王奎禄成了这一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在吕敏指导下,王奎禄广泛调研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了研究技术方案。全室科技人员齐心协力,集智攻关,先后突破和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在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王奎禄的爱人也因公出差,他就把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托给邻居,自己一头扎进试验室,饥一顿,饱一顿,病了就把药罐子带在身边,边伏案设计边熬中药。
  在试验现场,科技人员最怕说起孩子。一次次试验,不知有多少对夫妻共同进场执行任务,只能把子女托付给亲友、邻居。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也成了他们的心病。
  在最后一次核试验现场,提起参试人员的苦乐悲欢,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少将泪流满面。在1966年的氢弹原理试验中,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负责塔上激光项目的调试工作,在托举氢弹的百米铁塔上连续工作了20多天。一天夜里,为了调光路,他冒着大风,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100多米高的铁塔顶部、外面爬行,把挡住视线的窗子卸了下来。马国惠擦着泪说:“作为基地司令员,我也说不清这几年我们的参试人员有多少父母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有多少人孩子出生没能守在身边,有多少人亲人有病没能亲自照顾。现在我们试验成功了,可是大家在情感上的这些牺牲和缺憾却永远无法报答也无法补偿了。作为司令员,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感谢那些同样为我们的成功作出了奉献的亲属和孩子们。”
  在大山前测试车群,我又看到了写在测试作者参加最后一次核试验前指工作证亲历记45车前的那个“OK”,高级工程师王道华告诉我:这个项目比较重要,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人员分成两批,一批人上车抢收成果,另外一批人看电缆回收测试车。我们事先约定,要是有成果,就在车上写个“OK”,没有就什么也不用写了。我们的车冲向爆心的路上,抢收成果的车已经出去了。我们一看到车群,先过来看上面有没有字,一看上面有个“OK”,兴奋得不得了,防毒面具也摘了,大家都跳起来喊起来了,就在那天晚上的庆功会上,不会喝酒的王道华喝了一杯又一杯。

大漠深处 耀眼光华

  1996年7月29日上午,随着一声轰鸣,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圆满成功。爆后一分钟,大地还在震颤,我就同侦察、回收的队伍一起乘车冲向核爆炸的坑道洞口。在洞口平台,眼见尘埃腾空而起,山上震落的石头滚滚而下。我们电视台的同志争分夺秒,近距离拍摄下科技人员紧张工作的镜头。
  洞口归来,山上核爆炸腾起的尘埃还未散尽,我采访相识多年的老战友、基地总工程师林俊德:“作为一名参加第一次核试验又参加最后一次核试验的老同志,在这个时候,您肯定有很多的感慨。”林俊德对我说:“咱们国家进行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自己有幸在一辈子中为这个工作做点儿微薄的贡献,觉得非常荣幸,这辈子也够了!能做这么一件事,觉得人生价值也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自己虽然也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是尽量为着核试验多做点儿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地位跟这个事情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这位参加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的专家,在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2018年成为全军挂像英模。他年过七旬依然战斗在科研试验第一线,在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到去世前的20多天里,仍把病房当作战场,与死神争分夺秒。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在病房3次打电话询问科研进展,2次召集课题组布置后续任务,整理了电脑中3万多份科研资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天,2012年5月31日,林俊德已腹胀如鼓,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但仍9次要求下床工作,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扶着他从9时55分一直工作到11时09分。大家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极力劝他躺回病床。这一躺下,林俊德就再也没能起来,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渐渐停止了跳。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画上了一个精彩的休止符。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一天,但对马兰人来说,却是最难忘的一天。
  (摘自《炎黄春秋》2019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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