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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将军的初心和本色——忆我的爷爷萧克

2019/12/24

萧云志

  刚刚结束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彰显了中国昂然崛起的恢宏气势,生动诠释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在群众游行队伍里,在高高举起的众多开国元勋的肖像画中,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爷爷萧克。他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爷爷的画像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与他一起生活时的日子里,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共产党人的初心

  1907年,我爷爷萧克出生于湖南嘉禾。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爷爷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黑暗中度过的。16岁那年,在土豪劣绅和军阀匪盗的交相迫害下,爷爷亲人被杀、家道中落。面对家中的悲惨境遇,爷爷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顽强地通过半工半读咬牙坚持着学业。得益于几位进步教师的引导,他接受了三民主义救国思想。在国恨家仇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爷爷毅然离家,仅凭一张手绘地图,孤身一人翻山越岭来到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广州,投身到滚滚革命洪流中。
  爷爷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在叶挺同志麾下担任国民党籍的连指导员。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经过北伐战争,广大官兵心中已有了一把无形的尺子:部队里如果某人作风过硬、工作负责、战斗勇敢,那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活动甚嚣尘上,三民主义的救国梦想在爷爷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心中业已破灭。后来,在连长、共产党员郑鸣英的引导启发下,爷爷读了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等书,受到了马列主义进步思想的熏陶,心中的理想火种被重新点燃。
  爷爷直到晚年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那是在东征军回师武昌途中,郑鸣英告诉爷爷,党组织接受了他的入党申请。随后,他带爷爷来到团部的一间小屋,没想到,营长和团参谋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一面小小的红旗在爷爷面前徐徐展开,爷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一个月后,南昌起义爆发了,那时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还没有经验,起义军撤离南昌,转战广州,屡战屡败,溃不成军。这是一场大浪淘沙的洗礼,一些曾经的长官和战友,后来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这其中,有统帅过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北伐名将,却中途引兵出走;也有昔日率领敢死队一举攻破北洋军武昌城防的勇士,却因阶级立场对立,鏖战之际临阵倒戈;更有曾经高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老党员,却在强敌面前止步退缩,继而投敌叛变,最后沦为汪伪汉奸……爷爷后来在《铁军纵横谈》一文中梳理了若干铁军人物的人生脉络,结论是:对一个中国军人来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从军报国梦想的唯一队伍。
  爷爷所在的起义部队最后也在汕头附近被打散了。他忍着身患痢疾的病痛,拖着疲惫的身体,只身走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广州。但到了广州才知道,广州起义也失败了,昔日的革命圣地已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爷爷隐姓埋名,流落街头,曾沿街乞讨,也曾在路边替人写信聊以糊口,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生存下去,找到组织,拉起队伍,继续战斗!后来,爷爷几经辗转回到了革命浪潮正风起云涌的湖南老家,投身湘南暴动。
  爷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这段经历,使我感受到了他所坚守的那颗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正是这颗初心,支撑着那一代革命者愈挫愈坚,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朝着心中的理想,继续前行。

革命军人的本色

  爷爷的中国梦,落实在他的事业中,便是他和战友们孜孜以求的强军梦。他们的奋斗与献身使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挫折走向胜利。
  从1928年湘南暴动期间组织农民武装,到历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等职,直至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爷爷始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军队的教育训练事业。
  早在井冈山时期,爷爷的练兵、带兵才干便崭露头角。爷爷擅长将农民武装迅速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红军队伍,又能够在战败退却时通过心理疏导稳定军心、保全实力。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
  1950年,爷爷主持颁布了人民解放军首套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队列训练是古今中外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练兵手法之一,一个普通百姓正是通过严格的队列训练、内务管理和纪律约束,才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我军自创建以来一直重视队列训练,这不仅是为了打造严整的军容军貌,更是为了培养革命军人所必需的思维方式。
  我曾听爷爷说起过他们设计正步规范的往事。战争年代,我军的队列操典与国民党军同源。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首先考虑效仿苏联军队操典以制订自己的队列规范,但很快发现其风格不符合我们传统文化深沉内敛的气质和审美要求,于是,我军转而参考德军的规范,并根据中国人的体态和身材调整了踢腿和摆臂幅度。这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量身定制的正步,自国庆一周年在天安门前亮相至今,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张庄严而又靓丽的名片。
  作为一名老兵,爷爷一生都保持着严谨的军人作风,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懈怠。例如无论穿什么衣服,他每一粒纽扣都要扣紧;睡觉前,脱下的衣服都要叠起来,按内衣、外衣顺序摆放整齐;在床前脱下的鞋子一定是鞋尖朝外,以便在暗夜中能迅速起身穿好;解放帽总是用他自制的木撑撑起存放,从无褶皱……在爷爷身边的日子里,对于这些细节,我已司空见惯,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这份浸透到骨子里的革命军人的本色是多么令人敬佩。

文采飞扬的人生

  爷爷出身于湘南农村一户清贫的书香世家,祖上世代以耕读为业。他小时候在父母的督促下,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读书习字之余,每当大人们吟诗作对、诵经讲史时,爷爷总会饶有兴致地站在一旁聆听。逢年过节,大人们写对联时,他总是热情高涨,主动帮着铺纸研墨。长此以往,爷爷不但熟读了四书五经,而且对文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西安事变后,爷爷在陕北读到了苏联小说《铁流》,小说讲述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队伍的故事。爷爷认为《铁流》是一部反映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就需要这样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
  井冈山及赣南闽西时期,伴随着朱毛红军的成长壮大,爷爷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也在艰苦的征战洗礼下淬炼成钢。他深感这段经历比《铁流》的素材更为波澜壮阔,也更加引人入胜,于是便萌生了写一部中国版《铁流》的创作冲动,由此也催生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小说创作于抗战初期,那时八路军正在向着日寇的占领地区步步挺进。在纷飞的战火以及繁忙的战事中,爷爷见缝插针,常利用躲敌机的时间,伏在膝头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不少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从1937年5月到1939年10月,爷爷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小说几经修改,还曾在政治运动中因受到批判而尘封多年,直到1988年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才最终得以出版,问世后更是广受好评,著名作家夏衍曾称其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的一部奇书”。

慈爱严厉的家长

  我父亲出生时,抗战正进入最为残酷的相持阶段,年幼的父亲常随部队频繁转移,无法安顿下来专心读书,爷爷又常年在前线打仗,一家人难得相见。有一次部队出发前,爷爷把一张很大的草纸交到父亲手里,原来那是他熬夜用正楷写的3000个常用汉字,他对父亲说:“孩子,你把这些字全认下来,学会念、学会写,熟练掌握就能看书了。”说罢便又匆匆出发。爷爷走后,父亲比着这张纸,天天读、天天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奶奶,异常刻苦。后来,父亲在与我谈起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想,等把这些字都学会了,爸爸就能凯旋,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爷爷承袭了家传的书法传统,楷书、草书、隶书皆功底深厚,他自然也希望我们后辈可以传承这门技艺,把这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所以,我和弟弟上小学前爷爷就开始手把手教我们写毛笔字了。那时在爷爷书房的写字台前,总是摆着两张小木桌,我和弟弟一人坐在一张桌前描红字,宛若旧时私塾里的学童,爷爷就像教书先生,不时纠正我们俩的笔法。爷爷要求我们写字时做到“四正”——身正、纸正、笔正、心正。爷爷说,他小时候习字时,我的太爷爷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当初我还小,对爷爷的这套理论不甚理解,长大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才逐渐有所感悟:所谓字如其人,传统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修身养性之道,承载着丰富的人生体验,爷爷是希望我们在运笔行字间体悟这种刚正端直的气韵,塑造我们光明磊落的气度。
  虽然后来我没有在书法方面有所建树,但闲暇时,点亮台灯,提起毛笔,爷爷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眼前,而身正、纸正、笔正、心正的教诲也如警钟长鸣,时常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把稳航向。
  爷爷还常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直至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不行。要振兴中华,精神一定要振奋。我要将爷爷的革命精神传递下去,传递给我的子子孙孙,传递给我们所有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源:《党建》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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