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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父亲聂荣臻的几次落泪

2020/01/02

聂 力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感情轻易不外露。但是,有几件事却令他非常感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热泪涟涟,不能自禁。

为白求恩落泪

  1938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父亲看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父亲代表军区聘白求恩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父亲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将他安排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代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但白求恩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白求恩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三四十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当父亲提出给他100元津贴时,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五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父亲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父亲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敬佩他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关于父亲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三团长纪亭榭回忆道:
  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代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五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一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父亲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他的要求。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父亲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父亲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白求恩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医疗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父亲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父亲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他在冀中工作四个月后回来了,见到我父亲时说,我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父亲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他在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
  父亲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父亲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父亲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父亲“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父亲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父亲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父亲本想立即赶去,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颤抖着手,捧读那封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父亲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父亲曾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当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父亲面前说是白求恩留给他的纪念品时,父亲的悲伤达到了高潮。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父亲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11月16日,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为左权落泪

  1942年初夏,从晋东南传来噩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听闻左权牺牲的消息,父亲极为悲痛。父亲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左权那瘦小的身影。左权是黄埔一期学生,说起来,父亲和他还有师生的情分。当年在一军团,父亲就与他朝夕相处,他是军团参谋长,父亲是政委,他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父亲记得,最早见左权,是他到中央苏区不久,到一军团报到的时候,那时左权在军团下属的红十五军当政委。接着他们一起打漳州,打水口战役,打乐安、宜黄战役,在中央根据地纵横驰骋。后来左权调红军总部工作,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军委派左权接替参谋长职,自此,一直到抗战前,父亲和他就没分开过。
  左权性格温和,很多地方都和父亲谈得来。长征开始后,一军团为中央红军打先锋。一路上,左权积极配合林彪和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爬雪山过夹金山的时候,父亲和左权都病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父亲,父亲想起左权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后来他们一块东征,一块西征,林彪到军政大学后,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很多时候,父亲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他们经常半夜不眠,聊东聊西,有说不完的话。那段时间,他们搭班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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