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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他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2020/09/30

程沐雨

  我上中学时,父亲程坦常常向我讲述他年轻时的经历,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些情节,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记得父亲回忆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这个问题时说,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同乡,一位是吴焕先,另一位是郑位三,认为他们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终生难忘。

  吴焕先的老家在四角曹门村,绝大多数村民姓吴,父亲的老家在冯显边村(建国初期更名为红显边村),绝大多数村民姓程,两村之间隔着一条叫箭厂河的小河,相距十华里左右,均属箭厂河乡(建国后改为区级建制)。1932年10月之前,箭厂河乡是湖北省黄安县(即今红安县)七里坪区的辖区,北与河南省的光山县接壤。吴焕先与父亲少年时就相识,有时还一起玩耍。

  1932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将湖北省黄安县、麻城县和河南省光山县相邻的部分区乡划并成一个很小的县,隶属于信阳地区,县政府设在新集镇。蒋介石认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围剿红军有功,为笼络人心,遂以刘峙的字“经扶”为县名,以示表彰。当时全县只有几万人,箭厂河乡就是在这时划入河南省的。1949年秋,刘邓大军解放了经扶县城,在当时的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如今,新县已有三十多万人口了。

  父亲说,1900年前后,鄂豫边区那一带的农村耕地,迅速兼并到少数人手中,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绝大多数自耕农相继破产,很多家庭没有了土地,失去了最起码的生产条件,靠租佃别人的土地维持生计,有上顿没下顿,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少数暴发户在很短时间内聚敛起大量耕地,很快暴富起来,有的发展成为土豪劣绅,多数为富不仁,他们压榨盘剥贫苦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官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不同利益人群之间,就是同姓同族之间,为了维护或争夺自身利益,不时发生激烈的争斗,甚至爆发惨烈的拼杀;社会中孕育着的革命情绪在民众中躁动着,鄂豫边区那一带就像铺满了厚厚一层干柴,稍有风吹火燎就能燃烧起熊熊大火。

  吴焕先家约有百亩良田和一些店铺,家境比较殷实,但他全家都比较仁慈敦厚,乐善好施,因此乡亲们对他家多有好感。他在外地上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较早加入了共产党,回乡后组织农民运动。他从学校毕业一回到家,就游走十里八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召集年轻的贫苦农民开会,宣讲打土豪、分田地、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建立农民协会,训练农民自卫武装。因冯显边村与四角曹门村相邻,因此吴焕先经常约父亲参加他组织的活动。少年时期的父亲,认为从吴焕先那里能够懂得不少道理,很喜欢参加他组织的活动。

  有一年老家闹饥荒,穷苦农民吃饭成了问题,不少家庭断了炊烟。那时箭厂河乡及其周围地区都是森林,年轻农民经常在林中空地中聚会,听吴焕先讲解农民组织起来、为了自身解放进行斗争的道理。冬季的一天,父亲又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天气很冷,十五六岁的父亲冻得直打哆嗦,忍不住壮着胆子向吴焕先说道:少爷说得当然对,但我们都穿着单衣光着脚,还饿着肚子,少爷你穿着皮袍子说话,要我们这样想嘛(即怎样想)?吴焕先立即回答道:,你们断粮的人家,明天到我家去端(即拿的意思),我在家里等你们。第二天一早,父亲和十几个年轻农民挑着箩筐到了吴焕先家,吴焕先指挥人家来到自家的粮仓,给这伙农民每人挑走一担稻谷。虽然吴焕先的父母和全家当时很不高兴,但他是父母最喜欢的儿子,对他自作主张的“反常”举动,全家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很快传遍十里八乡,吴焕先在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年轻时的父亲很信服他,坚定地跟着他闹起了革命。

  20世纪20年代初,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立不久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特别是北伐战争爆发后,湖北省黄安县和麻城县等地更是人心浮动,当地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各类工会,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1925年,父亲在七里坪镇百货商店当学徒,在吴焕先的带领下,参加了七里坪区农民协会和七里坪镇店员工会的工作,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扒地主的粮仓,搜地主的浮财,参加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刚刚18岁的父亲,开始想法很简单,就是要为乡亲们的生存多争取些权益,尽量让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一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破脸皮,完全叛变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和屠杀。黄安县的一些土豪劣绅,也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他们组织起恶霸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对开始觉醒的农民进行烧杀抢掳,抓捕了不少农会和工会的骨干以及积极分子,关押到黄安县城的监狱中。黄安县与全国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中。

  1927年9月,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黄安、麻城两县,遵照这个会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共产党人、黄安县的农民革命领头人吴焕先与郑位三等人,迅速制定了起义计划。紧接着,共产党人徐朋人、曹学楷、吴焕先等人,率领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在七里坪区长冲村召开了万人暴动大会,抓捕了黄安、麻城两县的二十几个土豪劣绅,发动了“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父亲热情地参加了暴动的全过程。

  10月14日,黄安、麻城两县参加“黄麻起义”的十几万农民包围了黄安县城。由吴焕先率领的箭厂河乡的农民武装,是攻打黄安县城的主力,父亲参加了这支部队的攻城行动。他们攻进北门后,直捣县衙门,活捉了伪县长,占领了警察局,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农会会员和工会会员,以及欠租欠税欠债的穷苦农民。黄安县城头升起了鲜艳的革命红旗,大别山地区诞生了第一个人民政权——黄安县农民革命政府,同时诞生了大别山地区第一支人民军队,也是鄂豫皖工农红军最初的基干队伍——工农革命鄂东军。

  由于父亲积极和坚定地参加了暴动和起义行动,1928年8月,经吴焕先和程宗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箭厂河乡的乡农会主席和乡政府主席,同时担任赤卫军红色补充军队长,不久担任营长职务。我分析,红色补充军可能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自卫武装,除了承担保护本乡农民的责任外,还有向正规红军部队补充兵员的任务。父亲自入党起,即担任中共箭厂河乡的党支部书记。可以说,在吴焕先的启发下,就是在这时,父亲在相对不算太低的起点上,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并初步取得了一些从事武装斗争的基层经验。

  1930年至1932年初,在吴焕先和郑位三的领导下,父亲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尹河区的区委书记,中共黄陂县塔耳岗中心区的区委书记、红色补充军的团政委,同一时期担任中共陂安南(黄陂县和黄安县南部)中心县委会的秘书长。

  1932年10月,张国焘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西征去了四川,红军主力几乎全部撤离了大别山,但国民党反动派仍然集中了十五个师的正规部队,反复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对根据地造成了空前的压力,大别山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派认为,大别山地区的群众受共产党“赤化”太深,即使抓不到“共匪”,也要拿无辜的群众开刀。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民团武装到处烧杀抢掳,几乎村村都遭到血洗,大部分村庄被夷为废墟,上千的老弱妇幼被集体枪杀,大批年轻妇女被贩卖到河南省和武汉市,形势非常严峻。

  这时的吴焕先,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又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他向省委建议,以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时编散的原红二十五军流散在鄂豫皖各地的余部为基础,尽快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他主持重建工作。在红二十五军重建过程中,省委任命他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是当时唯一一支坚持大别山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吴焕先和徐海东的率领下,转战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不断发展壮大,打了很多胜仗,彻底扭转了大别山地区的斗争形势,填补了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地区后的红军空白,保卫了根据地的农民,也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井冈山的兵力,客观上支援了中央苏区。

  在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在吴焕先和郑位三的领导下,父亲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员会、中共豫东南道委员会、豫东南游击司令部、湖北省陂孝(黄县和孝感县)游击指挥部、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担任秘书长,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

  1934年9月,程子华从瑞金来到鄂东北,他受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托付,建议红二十五军向西转移,撤离大别山地区,到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去,如桐柏山或以西地区。10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撤离大别山地区,向西进军,并调整了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吴焕先任政委,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省委随红二十五军一同行动,当时省委书记是徐宝珊,吴焕先兼任省委副书记。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离开了大别山区,孤军西征,向河南省桐柏山区进发,实际上走上了长征路。高敬亭则率领红二十五军的七十四师,留在大别山地区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父亲说,可能是他断断续续念了十年私塾和小学堂,能够识文断字,因此被吴焕先、郑位三安排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担任秘书长。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南部商洛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丹凤县开会,决定改为鄂豫陕省委,仍然由徐宝珊、吴焕先担任正、副书记。1935年5月9日,徐宝珊病逝于陕南商县的龙驹寨,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由吴焕先兼任。1935年8月21日(有说是8月22日)在甘肃省泾川县西南的汭河(泾河支流)边,在与国民党三十五师的激战中,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了。

  建国初期,父亲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湖北省政府副主席(即副省长),曾组织力量寻找过吴焕先的家人,打算按军烈属待遇予以照顾,但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因他的父母和妻子支持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在家中,不给吃喝而饿死,其兄弟姐妹均参加革命,很早就全部被反动派杀害了。吴焕先没有了直系亲属,成了绝户。

  父亲认为吴焕先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总是以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怀念他。父亲常讲:吴焕先及其全家,是为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而参加革命并英勇牺牲的,而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翻身求解放,被历史卷进了革命洪流,我的思想境界比起他来,差得太远了!

  郑位三也是黄安县人,家境也比较富有,年龄较大,加入共产党较早,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较高,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新四军第五师系统内,习惯尊称他为“位老”。他是黄安县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从1925年起,就在黄安和麻城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他曾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代理县委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领导工作,担任过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边区苏维埃政府内政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黄麻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之一。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地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以黄安县部分机关和人员组成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和鄂东北道游击总司令部,由徐宝珊任道委书记,由吴焕先任游击总司令。不久省委书记沈泽民(著名文学家茅盾之弟)病逝,徐宝珊调省委主持工作,吴焕先负责重建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两副担子都落在了郑位三的肩上,他同时也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当时的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领导机关只有一套工作班子,党、政、军机关都在一起办公,最多时只有二十几个人。

  从1932年10月至1934年10月,父亲在郑位三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两年生死与共的艰险岁月。这个时期,父亲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当时的鄂东北地区,主要包括湖北省的黄安县、麻城县、礼山县(现划归孝感县)、罗田县和河南省的罗山县、经扶县(现为河南省新县)、光山县等地区。

  我上初中时,曾听过父亲等人与郑位三一起回忆当年:鄂东北道委机关有一次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在大山中。郑位三率领十几个同志,躲藏在一个山洞里,搜山的白匪逐渐接近山洞,郑位三宁死不愿当俘虏,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准备开枪自杀,这时父亲紧紧抓住郑位三握枪的手,劝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自杀,能躲过去最好,躲不过去就与敌人拼,如果打不过也逃不脱,再自杀也不迟。庆幸的是,搜山的白匪没有发现这个山洞,郑位三与父亲等人幸免于难,可见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险恶。他们不畏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地高举着革命红旗,坚持在大别山地区。

  郑位三以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团结带领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一班人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当时高举在鄂东北地区的一面红旗。在郑位三的主持下,鄂东北道委主要做了如下两件重要的工作:

  一是将这个地区的地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出三个独立团、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队,不但配合了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又多次分批补充给红二十五军,有效地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到1933年,这些红色武装发展到五六千人,成为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补充兵源之一。不久之后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

  二是他在总结当地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主张,并有计划地分批训练便衣队员,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方针,率领父亲与刘华清等一班人,边工作,边战斗,除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外,还配合红二十五军等正规红军部队作战,对敌人发挥了极大的威慑作用,类似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敌后武工队。父亲认为,敌后武工队这种武装斗争形式的发明权,似乎应该归功于郑位三,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父亲回忆:当程子华抵达大别山地区时,首先在鄂东北见到了郑位三以及父亲与刘华清等人,是郑位三将中央派人专程来传达周恩来指示这个情况,通知给红二十五军的。父亲认为,在鄂东北地区这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郑位三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后,郑位三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后为鄂豫陕省委)委员兼秘书长,并曾兼任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父亲在郑位三的领导下,担任军政治部的秘书长。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向陕北方向继续长征,并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组成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由郑位三担任书记。父亲随红二十五军向陕北进发,才与他分手。

  父亲多次对我讲:加入共产党之前,没有看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跟着造反。他看到吴焕先常常翻阅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书,孜孜不倦,也想找一本看看,恰巧在一次打土豪的行动中,无意中得到一本。这是他第一次得到马克思主义原著,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但实在是看不大懂。稍后得到的马列主义的其他原著,也大多看不大懂,因此那时顶多只能算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者。经过吴焕先和郑位三的初步教育,他开始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实践,虽然对马列主义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感到是肤浅的。

  父亲回忆:郑位三学习马列主义非常认真和刻苦,不论环境如何艰苦,他都随身携带着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行军作战,其他东西可以丢失,但马列主义书籍决不丢失。只要情况稍有缓和,他就抓紧时间学习。他经常运用透辟的语言,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不厌其烦地向干部战士们讲解。他善于驾驭当地群众熟悉的方言俚语,因此通俗易懂,父亲很愿意听他作报告,也经常向他请教。1932年10月至1934年10月,在郑位三主持鄂东北道委工作期间,虽然环境异常艰苦,道委机关的驻地不固定,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战斗相当频繁,但却也是父亲第一次对马列主义进行比较集中学习的时期。在郑位三的教导下,父亲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一次比较快的提升。

  1939年春,父亲从晋东南调到鄂东北的抗日战争第一线。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郑位三即调到鄂东北担任新五师政委,父亲则担任中共鄂东地区委员会书记兼鄂东军分区政委,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后期,父亲与郑位三发生了一些工作分歧。1946年新五师在山西省晋城整训期间,他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即便如此,父亲自始至终都认为郑位三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一直不忘他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对他极为敬重。

  吴焕先、郑位三以及我父亲,都是故去之人,他们血与火的年代,也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与其他无数革命前辈们一样,都曾经是历史的弄潮儿,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选自《我们的父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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