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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诲永远的记忆——怀念王树声大将

2020/10/13

陈 源 口述 丁逸枫 整理

  2005年11月份,我收到一本《王树声纪念文集》和一封信,信是王树声大将夫人杨炬同志的亲笔信。

  我还是在40多年前见过杨炬同志。

  1973年秋天,我到北京出差,获悉老校长王树声大将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的消息,便约校友余开泰一起前往医院探望老校长。一到病房前,值班医生就告诫我们:“首长需要静养,你们不能过多地消耗他的精力,探视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我们连连点头,快步走进病房,看见老校长半卧半躺地在病床上靠着,闭目休息。夫人杨炬和医护人员都静静地守护在一边。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泪盈于睫。杨炬同志刚开口和我们打招呼,老校长就睁开了眼睛,他一眼认出了我们俩,边问:“你们怎么来了?”边起身下床。我几步奔到床边,紧紧地握住老校长伸出的手,回答道:“校长,我们代表湖北的师生来看望您老人家。”他笑了起来,一边一个握住我们的手,慈祥地打量着我们,点点头,然后,拉着我们到旁边的沙发上落座。见老校长有些激动,杨炬同志示意我到另一个房间,她轻轻地对我说:“你们校长患的是喉癌,已经晚期了。他对鄂豫公学的师生最有感情,经常念叨,请你们不要过多地提及往事,以免他激动……”听到老校长的病情如此严重,我强忍着心里的悲痛,违心地说很快就走。

  回到老校长身边,他似乎猜到了什么,冲着杨炬微笑着说:“我的好老伴,你可要口下留情哟!我已经有24年没有见到鄂豫公学的师生了,很想晓得他们的情况,小陈他们来了,这不正好嘛。”他喝了几口水,转头问我们:“最近,你们见到薄怀奇(鄂豫公学教务长)同志了吗?”我说:“没有。听说他在广州,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很坚强。只是还未‘出水’。”老校长沉默了稍许,感叹道:“怀奇是大知识分子,是个很优秀的领导干部。”接着,他又问及于江、张空凌、谢伟、胡泽桂、杨俊昭、周毓芳等同学的情况,我俩均一一据实回答。得知一些同学的情况后,老校长十分高兴,说:“你们这批学生有知识、有理想、有勇气,当年都是冒着风险参加革命的。鄂豫公学当年边学习、边支前、边剿匪,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当年,由于形势的发展,你们很快走向了工作岗位,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大家的情况如何?”

  我和余开泰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着老校长的询问,归纳起来,大概是有20%的同学走向了县、团级领导岗位;40%的同学担任着基层领导;还有40%的同学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们意志上没有消沉,依然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没有辜负母校的教育、培养和希望。

  听到这些,老校长感慨地说:“革命的路,人生的路,同样都是曲折的。你们俩代我转告鄂豫公学的师生们:第一,我没有忘记他们,向大家问好;第二,要以党的利益为重,相信党,相信群众,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好好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第三,欢迎同志们到北京时来我家玩。”老校长的话,令我们倍感亲切,无比温暖。几十年过去了,老校长的性格一点没变,依然关心着我们。

  我第一次见到王树声校长,是1949年2月23日,在鄂豫公学开学典礼上的那一天。主席台上,身材魁梧的王校长身着整洁的军装,声音洪亮地对师生们热情洋溢地讲话。他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散会后,他来到我们学生中间,与小同学们一一握手。见首长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学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他亲切地问我们多大了?我们有的说16岁,有的说17岁,他笑着说:“好!正是干革命的大好时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要垮台了,建设新中国就需要你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哟!”他又问我们能不能吃饱饭?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吃得饱又吃得好!”他马上纠正我们:“不对,现在只能基本上吃饱,等全国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吃得好一些。”然后,他转身对身后的学校总务科长郑云星说:“他们是刚出家门的学生,难免想家,要保证让他们吃饱,吃热饭,想办法一个星期打次牙祭。”我们听了欣喜若狂,高兴地跳了起来。王校长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鄂豫军区司令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却像慈父爱护儿女一样地关心着我们。

  这次短暂而热烈的会面,给我们鄂豫公学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6月2日,我们39名同学一起参军来到湖北军区独立三师文工团,驻扎在麻城阎家河。7月中旬,我们来到罗田滕家堡。当时,王校长是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大别山剿匪指挥长,也在滕家堡。他有个习惯,晚饭后喜欢和其他首长一起到村外的小河边散步。一天傍晚,我和战友谢伟到河里挑水,因为没有钱买牙粉,我俩挽起裤腿,下到河中间,用手挖河里的细沙擦牙齿。当我们漱完口、挑着水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小鬼,你们来,休息一下再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王副司令员和张体学师长在沙滩上坐着。我俩赶紧走到他们跟前,把水桶放下,向首长敬了一个礼。王副司令员让我们坐下休息,关心地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然后微笑着问张师长:“体学同志,你看我的学生怎么样?”“不错,很不错。鄂豫公学的这批同学有文化、能吃苦,剿匪勇敢,宣传工作也做得好。尤其是几个女同志,劳动观点强,经常给老百姓家里挑水,搞‘满缸运动’,部队和群众反映都很好。”张师长笑着表扬了我们。

  “小鬼,你们是爱漂亮的女娃,我几次看到你们用沙子刷牙,那要不得哟。因为沙子刺激性强,把牙上的釉质磨损了,失去光泽,你们30岁时就变成老太婆的牙齿,多难看呀。”王副司令员半是严肃半是开玩笑地说。张师长在一旁插话说:“一是没有钱,二是即使有钱,腾家堡也买不到牙粉,不过,你们可以用盐水刷牙嘛。”王副司令员又问:“你们在家挑过水吗?”我们都说没有。他又接着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开始挑半桶,慢慢锻炼出来了,挑大半桶就行了,不要挑得太满。我看你们挑水的姿势也不对,不要双手抱着扁担走,那多累呀,再说挑水的样子也难看,要掌握平衡嘛。”说着,他站起来教我怎么个挑法。只见他用右手扶着扁担,左手摆动着,一条小扁担在他肩上一晃一晃地,很有节奏感,显得十分轻松。他走得很快,我连走带跑地跟上去说:“首长,让我挑吧。”他把扁担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又手把手地纠正我的姿势说:“抬起头,直起腰,不要怕疼,不要怕压,两眼平视,大胆向前走。”

  就这样,跟着老校长,我学会了挑担子,以后部队大生产,我还当上了生产模范呢。

  1950年,我调到省公安总队宣传科工作。初冬的一天,我陪烈属王炳英到黄鹤楼剧场看戏,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座位上。中场休息时,王司令员(1950年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忽然看到了我们,便走到后排来,亲切地与王炳英握手,问寒问暖。然后又问我:“陈源,你什么时候到武汉的?怎么不来看我?”我连忙向首长汇报说自己刚刚到省城工作,还没来得及约鄂豫公学的校友一起去看校长。他笑着点了点头,让我俩一起到前排去坐。我心想自己是普通一兵,哪能跟军区司令员和那么多领导坐在一起啊?便婉言谢绝道:“就坐这儿好,散场后好走,能赶上公共汽车。”王司令员开玩笑地说:“你要服从命令哟。”我只好从命,跟着他坐在第四排座位上。他一边看戏一边询问我们一些工作情况,还不时地问起鄂豫公学的一些校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戏散场后,他对身边的司机说:“先把她们送回家,我等你回来再走。”我俩再三推辞也拗不过他,只好坐上了车。

  岁月荏苒,校长老了,又身染重疾,但他记忆力惊人,对鄂豫公学的很多人、很多事,都记忆犹新,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深怀眷念之情。重病之时,他心中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是鄂豫公学的学生,是青年人的成长和进步。

  不知不觉中,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警卫员暗示我们不要再打扰校长休息。我们立即站起来告辞。校长发现了,批评警卫员:“你不要撵我家乡的客人嘛!”他还要留我们吃晚饭,想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和余开泰同志担心校长太累,执意告辞。我们向老校长深深地鞠躬,请他“多多保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老校长和夫人相依相携地站在病房门口,目送着我们。我俩一步一回头,直到老校长的身影渐渐在我们的视线中隐去……

  没想到这次难忘的见面,竟成为与老校长的永诀。1974年1月7日,我从广播中听到“王树声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多么希望这是自己的耳误,然而这却是严酷的事实。难以承受的痛苦几乎令我窒息。听完广播后,我含着眼泪就地肃静默哀,将无限的哀思融入长久的、默默的悼念之中……

  老校长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高尚情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谆谆教诲,他对同志真挚而又深沉的爱,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选自《党史天地》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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