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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访恽代英烈士孙女恽梅

2021/09/14

屈建军 汪志星

  他是湖北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青年》的创办者,被无数爱国青年尊为导师,在青年学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是深受学生们爱戴的人;他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

  在恽代英诞辰126周年之际,记者专程赴上海采访了恽代英烈士孙女恽梅,聆听她讲述恽代英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

  “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

  在恽梅家客厅一侧的墙面上,悬挂着恽代英不同时期的照片。恽梅指着一张恽代英与家人的合影告诉记者:“爷爷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宦人家,从小酷爱读书,爱国忧民。”

  1913年夏,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学习,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经销《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还与毛泽东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恽梅动情地说:“青年时代,爷爷就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与宏伟的抱负。他在1919年5月19日的日记中,留下一段振聋发聩的爱国宣言,‘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

  恽代英初出茅庐,就做过一件大事。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受《新青年》杂志委托,翻译并出版了考茨基的著作《阶级争斗》。这本著作,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恽代英闻讯后心潮激荡,立即向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发信请求入党,不久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恽代英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10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办,28岁的恽代英正是该刊的创办者和主编。

  “为了办好《中国青年》,爷爷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主张不要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而是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将革命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使青年人倍感亲切。”恽梅说。

  《中国青年》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恽代英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作者队伍。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沈雁冰、邓中夏等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都是该刊的撰稿人。

  当时,在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恽代英以《中国青年》向读者引荐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众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引导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恽梅对记者说:“那时候,有不少青年人都偷偷藏着《中国青年》。在白色恐怖中,这样一本刊物,往往要经过十几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传阅,备受年轻人的青睐。奶奶沈葆英也是《中国青年》的忠实读者。在爷爷的帮助和引导下,1924年,奶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此,郭沫若感触颇深地说过,‘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1925年,恽代英参与领导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展示出非凡的才能和政治智慧。

  1926年5月,31岁的恽代英受党的指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时任军校中共党团书记。那时,黄埔军校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很多人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影响,对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很是崇敬。蒋介石也想拉拢恽代英,经常送他美食,但都遭到恽代英拒绝。蒋介石拿恽代英没办法,在背后把他列为“黄埔四凶”之一。

  1927年1月3日,恽代英抵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4月27日至5月9日,恽代英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7月23日,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江西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前的最后时刻,张国焘忽然赶来阻止起义。此时,周恩来坚定地表示:“还是干!”李立三、恽代英坚决支持周恩来,义正词严地同张国焘辩论,最终张国焘服从多数。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同年12月,恽代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恽代英到香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党刊《红旗》。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爪牙的跟踪,他常常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工作。白天,他整天伏案为《红旗》的出版进行着紧张的编写工作;晚上,他就化装成工人到工区去做群众工作。

  恽梅说:“那时,香港的环境十分复杂和险恶,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国民党特务横行,捕捉我们的同志。爷爷、奶奶的住处就曾被武装巡捕搜查过,只好搬迁。搬家不久,爷爷就通知奶奶,党中央在香港将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即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要奶奶担任这次会议的保卫工作。为了迷惑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采取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召开。奶奶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活动,心情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贵客’,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这时,走进来一位很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哔叽西装,在他英俊而又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奶奶亲切地点点头,那双大眼睛含着笑。此刻,爷爷悄悄地走过来,附在奶奶的耳根说,‘他就是伍豪!’

  “伍豪即周恩来的代名,奶奶虽没有见过,但对他早有耳闻。爷爷很敬重恩来,每次他和奶奶谈到恩来时,总是流露出钦佩和信赖的神情。当奶奶第一次见到恩来时,她多么希望能与其握握手啊!恩来似乎看透了奶奶的心思,会议结束后,他像老熟人一样,走到奶奶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奶奶真想和恩来说几句话,但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只好目送着恩来的身影渐渐远去。”

  中共六大之后,恽代英被调到上海,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当时,周恩来是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军委书记。恽代英任组织部秘书长,各省委书记来上海汇报工作,有时就是由恽代英接谈。

  1930年春,李立三的“左”倾思想逐渐在党内抬头,恽代英十分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思想对我党的危害,他站出来进行了抵制和批判,结果被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调到沪东区担任区委书记。

  “5月6日,爷爷照例到沪东杨树浦老怡和纱厂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他装扮成工人,穿着工人服装,把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也摘了下来。会议结束,他离开时,在马路上突然碰到便衣特务在搜查行人,他回避不及,特务们要他举起手来,搜查他。当时,因为爷爷手里拿着传单,身上带着钢笔,对方觉得他可疑,就把他抓了。爷爷为了掩护身份,急中生智抓破了自己的脸,化名‘王作霖’,声称自己是从武昌来上海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始终未暴露身份。”恽梅说,“不久后,敌人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爷爷5年徒刑”。

  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羁押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此服刑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许多国民党内的重要“政治犯”和“军事犯”。他们或曾是恽代英的学生,或共过事,或曾是政治上的对手。恽代英的被捕在狱中引起了震动,尽管出卖恽代英不仅能换来自由,而且会受到重赏,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他。往日敌对营垒的各方,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掩护恽代英的“特殊同盟”。

  8月,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重新主持党中央工作。得知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营救他。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帅孟奇代表中共党组织通知奶奶,叫她到南京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去看望爷爷,并捎去他即将出狱的喜讯。

  “那天,奶奶拿着一个小包去探视爷爷,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下车又走过一大片荒凉野地,到了一所黑铁大门的围墙里,警察把奶奶引过几层阴森森的暗道,来到一间小屋里。不一会儿,远远传来一阵铁链碰撞发出的声音,是沉重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拉着爷爷来了。奶奶见他长长的头发、蜡黄消瘦的面孔,没有戴眼镜,披着一件黄色的囚衣,不觉一阵心酸,就哭着,只问了句,‘你怎么啦!’喉咙哽咽,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爷爷的表情却十分镇静,他对奶奶说,刑期满了,还能像过去一样,生活在一起。机智的奶奶趁狱卒不注意,悄悄将恩来的问候转告给爷爷。爷爷听后激动地说,‘他回来了,谢谢他啊!告诉家里人,不要挂念我。我争取早点出去,为家事尽力,我们的家会兴旺起来的’。

  “奶奶还把我父亲(恽希仲,1928年12月出生)的照片给爷爷看了,爷爷深情地对奶奶说,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不管再苦再累,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好,他是未来的希望!”这是恽梅从奶奶那里听到印象最深的故事。

  正当我党急切地等待恽代英出狱,让他挑更重的担子时,不料他被叛徒出卖了。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革命,出卖了恽代英。蒋介石闻讯后,又惊又喜,立即派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对恽代英劝降。面临死亡威胁和高官厚禄的引诱,恽代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劝降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亲下手令,枪杀恽代英。

  “1931年4月29日,生命的最后时刻,爷爷镇定自若,在刑场上揭露了敌人野蛮、残暴的罪行。当敌人叫爷爷跪下受刑时,他严词拒绝,挺着胸膛,高唱《国际歌》,刽子手被他这种凛然正气震慑得双手颤抖,不敢开枪。执刑官不得不临时换了一个行刑手,爷爷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团结万岁!’爷爷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说着,恽梅无法按捺激动的情绪,起身面对客厅正中悬挂的书法作品,眼中饱含泪水地吟诵道:“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这是爷爷临刑前写下的气吞山河的《狱中诗》。爷爷就义时,年仅36岁。他一生短暂,但却留下了清贫操守和光辉业绩及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他曾说过,‘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正是磷火燃起、照亮前路的时候……”

  1950年5月,周恩来对恽代英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1953年5月,周恩来又笔录了恽代英的《狱中诗》。

  2009年9月14日,恽代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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