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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回忆

发布日期: 2021-10-27 来源:

高 梁

  1971年10月25日,被剥夺达22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了恢复。接着,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

  我作为代表团先遣小组的成员,亲身经历了这些激动心弦的日日夜夜。

  1971年初,我从“文革”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在新华社国际部从事编辑有关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稿件。

  记得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已两年,他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如国内经济衰退、国际上与苏联尖锐对抗、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沼等。为了与苏联抗衡和摆脱侵越战争困境,尼克松开始考虑要调整对华关系。他曾多次公开宣称,美中关系必须和解,并表示他有访华的愿望。

  中国方面密切观察着尼克松的每次讲话和行动。毛主席、周总理从世界战略出发,曾以公开谈话和私下传递口信的方式,表示同意尼克松总统派特使或由他本人来访。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接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秘密访华,随后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初访华的公告。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了许多国家宣布同我国建交。在联合国内部,对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第三世界许多友好的国家在大会内外加紧了攻势。而一些原来追随美国的国家,看到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和美中关系改善,因而也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表示投票支持中国。

  1971年8月间,距第26届联大开幕已近,我立即投入大会报道的准备工作。我将联大每年讨论我国代表权的情况,编写了一张图表,供总编室参考。从历届大会看,自1951年至1960年,美国运用了所谓“暂时予以搁置”的手法,阻挠了大会对中国代表权的讨论。到1961年,由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增加,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美国已难阻挠把中国代表权列入议程,不得不改变手法,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作为需要2/3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来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直到1970年,在25届联大上,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获得的票数已比历届大会的票数大减,勉强获得通过;而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和驱逐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的提案,却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而在大会上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虽然这一提案因不足2/3的票数再次被否决,但这已十分明显地预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第26届联大的表决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因此,大家都在密切跟踪注视着联大形势的发展。

  当时,美国当局已经处于十分矛盾、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宣布同中国要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仍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据外电报道,在第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曾派员“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收买或威胁。同时他又改换手法,同日本串通一起,制定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保留中华民国会员资格”的公开兜售“两个中国”的提案。另据报道,台湾虽然不同意这个提案,但也最终被迫勉强接受了。为了做最后的抗衡,台湾派出一个包括许多顾问在内的庞大的40人代表团,在大会内外施尽其“追、拉、守、盯”的战术,开展了一番拉票的活动。

  第26届联大从10月18日起到24日,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这期间共开了12次会,会上有74国发言,辩论空前激烈。到了关键的10月25日纽约时间下午3点半 (北京时间为26日凌晨4点左右)),正当我值夜班,外电的报道增多起来。大会就一些临时提案和程序问题仍在激烈争论,空气十分紧张。经过6小时的争论,直到深夜,大会终于决定按顺序就三项提案进行表决:一个是美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接着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最后是美、日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在纽约时间当晚约10时,大会开始对美国的“重要提案”进行投票,人们从电子计算牌上出乎意料地看到,此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遭到否决,而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者甚至有美国的不少“盟国”。这时,外电雪片般地飞来,报道了当时的情景:会场里情绪沸腾,爆发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当时,慌了手脚的美国代表乔治·布什( 即后来任总统的老布什))再次走上讲台,提出在表决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驱台的一节,这一提议立即又被否决。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即率团离开会场,并宣布从此退出联合国。在人们充满兴奋激动的情况下,大会就23国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时会场情绪再次沸腾起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站起来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流着兴奋的眼泪,高兴地舞蹈起来,出现了联合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况。在这种情况下,美、日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也就成了废案而未再表决,他们策动的“两个中国”计谋终于土崩瓦解了。

  读着这些消息,我和编辑部同志们的心情不知多么激动,多么兴奋。我们立即把这些消息通过总编室迅速向中央领导反映。同时就大会的投票情况赶写了一篇较长的综合报道。

  应当说,由于形势发展得特别快,当时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都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未曾想到,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会解决得这么快、这么早,而且获得了这么多的支持票。

  其实,也不光我们没想到。就在这天早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刚刚结束在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启程回国。在离开中国前,周总理已经得知联大表决的结果,但当时未向基辛格讲,以免他难为情。在驶往首都机场的途中,为他送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曾有意问到,今年联大中国席位能否恢复,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大,待明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估计中国“就能进去了”。

  在第26届联大通过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后,由于大家思想准备不够,有关部门的许多同志还在讨论我国应否派代表团参加大会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了果断明确的指示,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并要求在代表团离京时,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送行。

  周总理为派出代表团的事宜和制订出席大会的政策方针等,亲自指示,周密安排,不分昼夜地操劳。代表团全体人员的名单也都经过他亲自审定批准。

  11月2日,我得到总社通知,要我立即去代表团报到。我原来是派去做新华社随团的记者。但到代表团报到时,我国代表符浩通知我说,根据需要,代表团已决定派我率领先遣小组先去纽约,并且要我三日内起程。显然,任务是十分紧迫的。我随即在三天之内办理了一切出国手续,赶制了行装,准备出发。

  11月5日晚,也就是先遣小组出发的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召见代表团所有人员,我也有幸参加。他的神态轻松而豪迈,把大家一个个地叫起来,关心地询问了每人的情况,有时还亲热地嘱咐几句。当我站起来时,他殷切地说:“你带领先遣小组早去几天,这很好,可以先了解些情况,为代表团到达做些准备。”

  然后,他谆谆教导大家,要在联合国真诚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团结合作,要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切忌大国主义。他反复叮嘱大家“要临事而惧,但又要有信心”,“原则要鲜明,要坚持,具体问题还要慎重,要调查研究。”他说,“裁军、中东、印支、印巴、种族歧视等问题,联合国讨论过多少年了,我们要心中有数。”他还仔细询问了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并给予及时的指示。

  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最后审定了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他详细谈了这次出席大会的原则精神和方针政策,然后要一位同志把他已修改过的这个发言稿再逐段逐句读一遍,他一边听,一边又做了些补充。许多重要段落都是经过他字斟句酌敲定的。

  接见结束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这时,他要服务员给每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招待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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