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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

2017/07/24

  朱德在接受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时,曾经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而刘伯承与我则是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刘伯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获得了新生。
  1923年秋冬,已成为川军名将的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他承受着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身体极度虚弱。大量失血使他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左腿肌肉明显萎缩,很难伸直。然而,他硬是战胜了伤残,站立起来,甩掉拐杖,显现了无与伦比的意志与坚强。另一方面,精神的苦恼始终困扰着刘伯承。在因伤离开部队后,其部队的战事每况愈下,危在旦夕。刘伯承对军阀混战早就心生厌倦,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伯承躺在病床上,说客络绎不绝。他的好朋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前来传话,说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吗?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在刘伯承最苦闷的时候,他的两个好朋友,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吴玉章,一个是杨闇公。
  吴玉章一向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他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又结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
  吴玉章、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经常探望刘伯承,与刘伯承促膝长谈,并送给他一些进步书刊阅读。他们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政治问题,他更是格外谨慎。有一次,他的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在与刘伯承交谈时,诚恳地劝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杨闇公也在座,并对此寄予希望。令他们意外的是,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不仅没有责怪刘伯承,反而更加敬佩他。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的选择,但一旦确立,就坚定不移。这也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现。为了摆脱外界的干扰,刘伯承转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的家里,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吴玉章也辗转到了犍为,向刘伯承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坚决斗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诚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刘伯承听了之后,怦然心动,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去实地考察革命形势,考察中国共产党,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坐火车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赵世炎随即介绍自己的老师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刘伯承还是没有立即随吴玉章入党,而是继续观察、思考。5月,他们带着赵世炎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拜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向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加深。
  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杀害工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许多商人罢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半年多来,刘伯承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通过实地考察,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在救国救民,决心跟共产党走。
  7月,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
  (节选自《我为什么入党:四位先辈的信仰选择》一文,《党史纵览》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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