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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武汉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2018/01/03

王兴华

  刘伯承1892年出生在重庆开县一个贫困农家,自幼勤奋好学,才智过人。从老师口中,他知道了武汉、上海的热闹场景。车水马龙的大武汉,是幼时刘伯承心里的一个梦。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宾来客往。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
  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
  刘伯承感到武汉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头。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人员,都面临着一种抉择: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中共党史专家薛庆超介绍,这时,刘伯承去拜访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吴玉章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等座谈。周恩来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共产党的召唤。
  刘蒙说,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这些来客,刘伯承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一一谢绝。
  7月20日,谭平山(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曾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李立三、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33年在上海被叛徒出卖,同年在南京英勇就义)、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决定于当月28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央临时常委会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随后,中央临时常委会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薛庆超介绍,周恩来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按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他还特地在武汉《国民日报》刊登新闻:“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恩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被派遣任长江局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
  刘伯承说,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一百五十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多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在武汉工作。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刘伯承之子刘蒙曾参与《刘伯承传》的编写。他说,父亲在武汉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昌起义前后。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于身体原因,来汉寥寥,自己后来也曾实地寻找过当时的足迹,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未有收获。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7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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