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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

2018/01/15

张小灵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过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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