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故事集锦

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2018/02/01

徐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高瞻远瞩,下定决心,亲自过问和部署秘密电讯的建设工作,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

  1928年秋,党中央为了冲破敌人封锁,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红色区域的领导和联系,开始了秘密电台的筹建工作。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他在代班时还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3000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受过特务训练的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3个学生被派来实习,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立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由于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上麻烦。此后,他隐蔽了起来,与李强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提高收报技能。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到1929年10月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而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黄尚英在台上实习。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这个台的建立,主要目的还是试验装置和练习通报”。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往往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通报短暂时间后就把天线撤掉。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很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香港秘密电台的建立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李强和黄尚英把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了九龙。这个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姓卢的交通负责管理,由黄尚英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5月,黄尚英因患肺病调回上海,由组织送往杭州治疗,不幸于同年病逝,年仅20岁。在他离开九龙同时,邱德被派来接替他的工作。
  1930年三四月间,党中央和南方局电台开通后,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电台先后多次搬移,并着手建立筹建中共国际电台。
  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毛齐华夫妇兼做中央台的掩护人。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麻将、花瓶、古书、电炉、大衣柜、梳妆台等等。收发报机就藏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居电灯闪跳,引起人们惊慌和敌人的注意,工作人员往往等到深夜一点以后才开始工作。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深居简出,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通信极少。实在需要通信,便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为了避免房东怀疑,他们甚至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递回来。
  沪港电台开通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港台转发。沪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然相隔千里,也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关系,可以相互辨认出彼此发报的手法。



Copyright @2014 www.hubeids.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10325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