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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水“歌”中来

2018/02/12

黄敏学

  编者按
  近日,一段“另类”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视频在网上传播并引起广泛关注,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作品竟遭到如此“恶搞”,令人气愤。追怀《黄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同志,以此缅怀这位交响音乐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冼星海以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主题性相结合,开辟出了中国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之路。他指出:“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继聂耳之后,冼星海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体裁、更娴熟的技法,用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南国箫手

  1905年6月13日深夜,满天星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珠江,宛如银河自九天滑落,黄苏英便以这梦幻般的美景给新生儿起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星海。
  然而,冼星海的童年并非诗意盎然,作为疍民的遗腹子,寡母劳动时所唱的岭南民歌给他以音乐启蒙,“顶硬上”成为他毕生的信念。11岁时,他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养正学校读书,在校军乐队担任乐手。1918年秋,他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由于善于吹奏洋箫(单簧管),博得了“南国箫手”的称号。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冼星海在此受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熏陶,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小提琴,并兼任学校管乐队指挥,由此拉开自己壮丽音乐人生的序幕。1926年,他北上求学,“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音乐理论和提琴,也曾在北大听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史,我又学过古琴和其他的中国乐器。”(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
  长期的自学和实践激发出冼星海对专业音乐学习的渴望,1928年秋,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时,选修了钢琴和作曲理论等课程。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曙的带动下,他加入左翼社团“南国社”,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滋养。在1929年发表于《音乐院院刊》的随感《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冼星海以贝多芬为例,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的宏伟梦想——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
  然而,国内颓靡的音乐环境已无法实现冼星海音乐报国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开往巴黎的航船,向着心中那纯真的梦想昂首扬帆。

负笈巴黎

  巴黎,本雅明笔下的“19世纪欧洲之都”,但迎接冼星海的,不是歌声与微笑,而是饥寒交迫的困窘,“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在写给光华大学教务长董任坚的信中,冼星海坚定地表达出对音乐矢志不渝的热爱与献身精神——
  “我不希望做一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因经济与环境都不许我做。我只希望能领略音乐之美,尽量去研究它。中国人不肯把生命牺牲于音乐的进展,音乐便没有进展希望……我希望上海要变成巴黎一样音乐化,一样多音乐会,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个好欣赏与美的洗礼及高尚娱乐。”
  转机出现在1930年初夏,冼星海经马思聪介绍,跟随其小提琴老师奥别多菲尔免费习琴,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多位知名教授学习作曲与指挥。在这个“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的少年漂泊者心中,始终燃烧着对祖国的炽热情感,“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
  一曲饱含对祖国与亲人思念之情的歌曲《风》,便在这复杂的心境下一气呵成,“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风》在巴黎举行了公演与电台广播,广受好评。在法国著名音乐家保罗·杜卡的提携下,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终于向冼星海敞开。与此同时,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闯入冼星海平静而窘迫的生活,在投考巴黎音乐学院时,她鼓励冼星海振作精神,教他声乐、钢琴和法文,为其伴奏,并不时在经济上周济他。
  这段朦胧的情感给冼星海苦闷的心灵以安慰,使他创作出《d小调奏鸣曲》《游子吟》《中国古诗》《夜曲》《牧歌》《山中》《杜鹃》等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1935年5月,杜卡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启程归国,他要把业师的音乐遗产,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归国前夕,“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不却她的盛意,我向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很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国将不国,个人的前途感情又系在何方?“我也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这是发自冼星海心底的呼声。这年夏末,他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

救亡歌声

  归国后,冼星海加入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社团,“我毅然地加入救亡运动,专心写救亡歌曲”,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国防音乐运动,义务给抗日歌咏团体担任作曲和指挥,谱写和教唱救亡爱国歌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只怕不抵抗》等杰作也在他笔下汩汩流出。
  受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影响,冼星海对艺术歌曲的创作一直情有独钟,《老马》(臧克家诗)、《断章》(卞之琳诗)、《妹妹你是水》(应修人诗)等新诗也一度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在冼星海看来,“只写救亡歌曲,我的能力和技巧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便计划写较大的器乐作品”。同时,他“眼见国内的情形,民族的危机、民族的被压迫”,遂以“民族解放”为主题,创作出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曲,以锦绣河山、历史国难、保卫祖国、建立民主主义的中国4个乐章,全景式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代百年以来的求索与追寻。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冼星海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奔赴内地做抗战宣传,年底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科员。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和不断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他与进步音乐家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在致母亲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音乐家,我要做个生在社会当中的一个救亡伙伴,而且永远地要从社会的底层学习……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要,尤其在战时,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
  冼星海决心沿着聂耳开辟的道路继续阔步前行,更加注重对民间音乐的利用与改编,强调人民生活斗争实践是新音乐的源头活水,以此作为实现音乐救国之梦的必由之途——
  “有了民众歌曲做基础,我们最低限度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民歌风格,而不是以前的传统的民歌。这是一定要从乡民们实际生活中去产生出来,并且要奠定一种中国民歌的风格,发展为将来的伟大民族的歌曲。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救亡音乐,同时为着民众的需求,我们并不难实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前途。”
  ——(冼星海:《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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