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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始末

2019/10/15

梅兴无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当时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个大工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大桥从选址、施工到落成的全过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怀,激励建桥大军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实现千百年来在长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大梦想。

  195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的夜晚,汉口大智门车站,大雪纷飞。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行,急切地等待着毛泽东的专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23时45分,专列抵达车站,李先念等快步上前迎接毛泽东。陪同毛泽东一起来汉的还有杨尚昆、罗瑞卿等。
  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汉口惠济饭店,首先听取中南局、湖北省的工作汇报。2月18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阅马场红楼,在李先念等人的陪同下,主席走进省委二楼的会议室,在临街的窗口眺望街景,说:“这楼不错嘛!”省长刘子厚介绍说:“这座楼原是国民党的省党部,解放后我们接收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是啊,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接着,他话锋一转,“上蛇山怎么走啊?”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回答:“这栋办公楼后面有条小路,可以上蛇山。”“那好,我们这就上蛇山看看!”毛泽东站起身,一口水都没喝就下楼了,在杨尚昆、罗瑞卿、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的陪同下,直奔蛇山而去。
  蛇山是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一座小山,绵亘蜿蜒,形如伏蛇,与汉阳龟山隔江相望。屹立于蛇山上的黄鹤楼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这次毛泽东急着上蛇山,可不是为了观风景,而是为了他心中牵挂着的一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是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但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由于没有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大桥,南北交通线路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所有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都要经过轮渡或木船转运,一列铁路货车车厢经轮渡过江,需5个多小时,费工费时,加大了运输成本。若碰上大风大雾天气,轮船、木船还会被迫停航。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沟通南北运输,把武汉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连成一体,是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的热切愿望。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63岁的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桥梁专家,向中央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
  其实,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提议,并非始自李文骥。历史上,1913年、1929年、1935年、1946年,曾先后4次提出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李文骥也4次参加了大桥的规划,然而这4次规划最终都不了了之。当时有民谣:“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结果无奈的心态。
  李文骥等的建议书受到中央高度重视,规划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日程。这年9月,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将改写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是年末,中央人民政府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事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委任茅以升为专家组组长兼总设计师,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汉勘测、钻探,进行初步设计。他们根据多次实地勘测、钻探的结果,结合前4次建桥规划留下的资料,先后作了8个桥址线方案,逐一进行缜密研究,就桥梁选址、规模、桥式、材质、施工方法等问题,组织全国桥梁专家和相关单位进行了3次大的讨论,初步形成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伊始,建造一座旧中国喊了几十年都没有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自然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当他得悉大桥选址龟山、蛇山线之后,决定亲自上蛇山实地踏勘桥址。
  雪霁初晴,毛泽东一行沿盘山小道,登上了蛇山制高点黄鹤楼。大江,武汉三镇,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1927年春,在大革命最危急的时候,他曾上过黄鹤楼,写下了著名词作《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词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指的就是被“龟蛇锁大江”拦腰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
  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向毛泽东汇报铁道部将大桥桥址选择龟山、蛇山线的考虑:武汉长江江面龟、蛇二山之间两岸距离最短,可缩短大桥的长度;利用龟蛇二山作天然桥头堡基础,扎实可靠,比在平地建桥大幅度节省造价和工期;两山间的长江底基本上都是坚固的岩石,有利于固定桥墩;利用两岸的山势增加大桥的净空高度,便于大吨位船舶航行通过。
  毛泽东仔细倾听介绍,俯瞰大桥桥址线,频频点头,对铁道部的桥址方案表示赞许。从黄鹤楼下来,路旁有位卖炸臭豆腐的老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做这个生意一天能挣多少钱。老人说,那不一定,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聊了几句,随行人员请主席上路。路上遇到两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认出他来,高兴得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正月初五,游人如织,人们—下子围过来,簇拥在他身边。罗瑞卿、李先念以及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保护毛泽东下了山。在江边上了渡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重视下,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建设加快了步伐。1953年4月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铁道部正式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调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担任局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政治委员。
  1953年7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技术鉴定。临行前,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彭敏交代:“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苏方派出了25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讨论鉴定会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中方的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完善。应中方邀请,还派遣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组长的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来武汉,提供技术指导,支援长江大桥的建设。
  1954年1月,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大桥建设。至此,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大桥工程的施工进度。12月31日,由大桥工程局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重要配套工程——江汉桥试通车。湖北省、武汉市和大桥工程局的领导都非常希望毛泽东能为该桥题字,他欣然挥笔写下三个苍劲的大字“江汉桥”。
  1956年5月29日,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彭敏接到通知,毛泽东将到武昌,要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并听取情况汇报。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当飞临武汉长江上空时,他凭窗俯瞰长江,很多桥墩已经露出水面,他激动地连连说:“好看,好看!”
  飞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王任重、彭敏等在舷梯旁迎接。毛泽东当即提了两个要求:一要看大桥工程,二要到长江游泳。彭敏连忙请示:“看大桥工程,您是在水上看,还是在岸上看?”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水上看!”
  是日,阳光灿烂,天气格外晴朗,长江江面波涛汹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武康”轮,与船长、工友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即,“武康”轮溯江而上,经汉阳晴川阁在龟蛇两山间的江面上航行。此时,8个江心墩全面展开施工,在滚滚长江上,一座座矗立于江中的巨大桥墩交织出一幅雄伟壮观的画面,大桥钢梁也开始从龟山岸向江中延伸。“武康”轮在大桥二、三号桥墩和三、四号桥墩间穿行,毛泽东伫立在驾驶台上,向正在施工的工人们频频招手致意。他一边巡视水上、岸上的施工现场,一边详细询问大桥的施工设备、施工顺序、操作技术等,甚至连混凝土多长时间凝固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视察完建桥工地,进入船舱,毛泽东又聊天式地询问起彭敏的经历。彭敏简要作答。毛泽东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但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会打仗。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好好学!”
  彭敏说:“这么多年在长江上建桥都没有建成,说明它很难。逼着我们想新方法来克服它。”
  毛泽东点点头说:“困难往往使你能产生新的方法嘛!”
  在正式汇报时,彭敏把书面材料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大桥建设总体情况作了介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发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啊?”彭敏回答:“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好轨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彭敏重点汇报了中苏桥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大桥局不仅聘请了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还成立了以茅以升为首的顾问委员会,组成了庞大的技术团队。毛泽东要求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配合好,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是要建成大桥,二是要学会技术。
  毛泽东连连称赞“建成学会”好,嘱咐要把它作为建桥工作的方针来坚持。他又关切地询问参加过修建钱塘江大桥的老工程师的情况,“除了茅以升,现在还有谁呀?”彭敏回答:“还有罗英。”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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