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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号机密”:一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

2021/10/12

孙丽萍 郭敬丹

  20世纪30年代,上海黄浦江畔夜色深沉,静谧苍茫……执行接头任务的中共地下党员韩慧英猝然被捕;与此同时,在石库门楼房中等待她平安归来的陈为人“度秒如年”,独自面对年幼的孩子和十几箱“极度危险”的中共核心机密文件。

  转移!转移!转移!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他们步步惊心,要用信仰和胆识将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沪剧《一号机密》以惊心动魄的节奏,“再现”了一场围绕中共“一号机密”展开的地下斗争。

  “一号机密”,即中央文库。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存储着党的早期记忆。

  为了这座中央文库,在“远东第一大城市”,十几位中共党员隐姓埋名,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孤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前仆后继,甚至牺牲,在国民党、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腾挪隐藏,让近20箱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档案文件“毫发无伤”,最终在革命胜利之时“完库归党”。

  这,是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险象环生的极致黑暗中,他们一诺千金守护“一号机密”,用生命写下绝对忠诚。

守护中央文库——一群“无名者”的使命

  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有谁曾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他们如此迥异,唯一的相同之处——在党将保护中央文库的任务交托他们时,都慨然允诺,誓以生命守卫。

  这些守护“一号机密”的无名者,是一群以什么“特殊材料”锻造的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史学界专家,试图从他们的讲述中,“复原”那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

  2021年6月10日,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上,一处新式石库门建筑历时3年修缮,焕然一新对外开放,名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江宁路673弄10号,这里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最早的中央档案馆所在地。1927年到1931年间,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主要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阅办文件、开会,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晓静告诉记者。

  1926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中央文库就设立在这里。从创设伊始,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档案库。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为保证安全,中央明确:文件和机关必须分离,地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的上海,中央文库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

  1931年,受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当时应当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资料范围、内容和如何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周详的规定。这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那个办法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无数对未来之中国的美好憧憬,蕴藏在两个力透纸背的字中。

  中央文库建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他直接指定张唯一为第一任保管人。

  张唯一,何许人也?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对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江湖人称“张老太爷”。

  “其实张唯一生于1892年,当时只有30多岁,跟‘老’是不沾边的。但他非常沉稳,总是从容不迫、思想稳健、临危不惧,所以大家给他起的‘雅号’就成了‘张老太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鼎说。正是这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勇毅,使得张唯一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第一人。

  曾加入国民党左派的张唯一目睹了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行径,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唯一的夫人阿犁曾在《忆张唯一同志》中写道:“这时,革命形势正处低潮,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却毅然无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决心确是非常可贵的。”

  在文书科,沉稳的“张老太爷”将这种决心化为秘密工作的细心和责任心。他主管中央文件保管处、文件阅览处,经手处理中央和各地的来往电报和文件,对送出去的文件做各种伪装,有时从外面带来的文件和纸条,他也要用药水去“洗一洗”,看看有没有密写的东西。有同志因工作需要搬家,他叮嘱其到弄堂口拆字摊去拆个字,为的是与群众选择黄道吉日做乔迁之喜一样,不被怀疑。

  被周恩来“点将”,张唯一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双面人生”:白天乔装打扮,是出手阔绰的商人,晚上则钻到楼上伏案工作,一丝不苟。一旦有任何危险的信号,要带着十几大箱文件立即搬家,并且不被邻里怀疑。

  保护中央文库,这是一项极其“孤独”的事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集会游行和其他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定以生命相护,愿与文件俱焚!”

  设立不久,中央文库就因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而陷入极大危险。

  “当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要求立即携带全部文件转移。张唯一雇了黄包车,连夜把那么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到了自己家里,那是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孤独”在此时显现出“孤独”的价值。张唯一因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在他的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不久后,张唯一的工作日益繁重,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第二任保管人手中。

  “选定保管人要求很高,首先他要绝对忠诚,其次在上海认识他的人越少越好。”徐建刚说,重任由此落在陈为人肩上。

  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革命经历丰富,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久经考验,十分可靠。

  “还有一点,陈为人在狱中受过重刑,染上严重的肺病,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上海休养,没什么人认识他。”徐建刚说,保管文库的工作相对安静,也适合当时陈为人的身体情况。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就入党的“老革命”,两人是因假扮夫妻做工作掩护而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而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于是,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们的上级正是“张老太爷”。

  陈为人是湖南人,伪装成湘绣店老板,一楼开店,楼上则密藏中央文库。陈为人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唯一单线联系。

  历史如果有镜头,会记录下这样的场景:夜深人静,陈为人在楼上守着中央文库,誊抄、修剪。他把原来厚纸上的字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空白的纸边都剪下烧成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目的是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时常,他还要把文件上下搬动,防潮防霉。

  陈为人、韩慧英,他们正是沪剧《一号机密》的男女主角。在剧中,他们的名字被编剧改为“陈达炜”“韩惠芳”。他们同心协力,在领受任务时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

  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文件体积由开始的20多箱“缩进”5箱。被陈为人“剪裁”过的、没有纸边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令人过目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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