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何耀榜传

一、走出大别山

2014/12/18

  1937年10月初,何耀榜来到武汉,走进安仁里居民区,在一栋低矮的民房里见到十分尊敬的中共中央驻汉代表董必武。

  听说从七里坪来的同志到了,董必武欣喜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紧紧地握着何耀榜的手说,你们在大别山搞得不错,很有成绩,我在延安就听说了。这次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工作,主要是负责与各方面联系。现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要比在山沟里打游击复杂得多,相信你同样会干得很出色!

  董必武是九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受中共中央指派,一面公开开展统战工作,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面秘密组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破坏的中共组织。董必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湖北地区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一到武汉,过去的老朋友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他虽然年过五旬,每天接待忙,奔走忙,写作忙,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

  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几个,何耀榜身兼多职,成了董必武的勤务员、通讯员、联络员和警卫员。

  10月2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将留在南方八省边境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董必武的积极筹措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很快成立。当时,武汉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鄂豫皖的高敬亭部和湘鄂赣的傅秋涛部筹集物资。何耀榜初到武汉,人生地疏,董必武特地把同乡秀才王少祥介绍给何耀榜,并要求他尽可能多的提供方便。

  王少祥是黄安人,与董必武同时考取清末秀才,担任过陕西省三原县的县令。因不满官场腐败,辞官回到武汉,先当了一名律师,后开了一家黄包车行。通过多年的拼搏,王少祥在武汉地区的老乡中有很高的威望,也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王少祥是一条血性汉子,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听何耀榜说高敬亭部驻在家乡七里坪一带,不久就要开赴前线抗日,十分高兴。他知道高敬亭部缺医少药,粮饷不足,主动出谋划策,牵线搭桥,有时亲自出面,奔走于武汉三镇。在王少祥先生的帮助下,何耀榜为高敬亭部筹集了一笔不小的经费。

  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接连失陷,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的战略地位明显提高。鉴于时局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共在南部中国党和军队的工作,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合并到武汉“八办”。在人员相对集中的情况下,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搬迁到日租界89号的大石洋行,对外办公。

  日军步步紧逼,前线烽火连天。长江局一成立,第一次会议第一项议程讨论新四军组建问题,决定南方红军各游击队迅速全部集中,开赴抗日前线。12月25日,叶挺、项英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25日这一天,高敬亭也来到了武汉。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安排下,何耀榜协助高敬亭汇报鄂豫皖红军的有关情况,着手红二十八军的改编事宜。

  何耀榜和高敬亭参加了由周恩来、项英、叶挺、叶剑英召开的军事会议。当高敬亭获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内定他担任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为副司令员时,心中十分不满。为发泄这种不满,高敬亭当晚坚持不肯到长江局安排好的客房内休息,以“我们在山里钻山洞习惯了”为由,硬是坚持和随行的警卫员在长江局机关走廊的地板上睡地铺,弄得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哭笑不得。

  何耀榜几次劝说,高敬亭仍不改初衷。

  为缓和矛盾,长江局拟定郑位三任鄂东特委书记,何耀榜出任四支队副司令员。

  1938年1月中旬,何耀榜陪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亲临七里坪,进一步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此时,中央和长江局陆续派出一批军政干部到四支队任职,充实骨干力量。高敬亭坚持要求把郑位三调离出去,将在延安的戴季英调来四支队工作。

  长江局经过慎重考虑,报经中央同意,采纳了高敬亭的意见。

  1938年3月初,高敬亭所提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这才率部东进抗日。四支队走了,出走武汉的何耀榜和郑位三、罗厚福、刘名榜一起组成四支队留守处。留守处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照顾四支队留下来的伤员和家属,二是负责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其他各方面联系。在内部讲,留守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共在鄂东新的领导机关——中共鄂东特别委员会,简称鄂东特委。

  鄂东特委以四支队留守处的名义,恢复党的组织,培训抗日骨干,工作有声有色,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尤其是在当地秦氏祠堂所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青年学员们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农村,开展乡村文艺演出,做群众工作,把七里坪办成了鄂东的“小延安”。

  国民党武汉行营十分不满,认为留守处已经超出了应有的规模和活动范围,领导干部职务过大,人数过多,提出了对留守处紧缩和限制的要求。为缩小目标,减少摩擦,中共湖北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让郑位三移住武汉,在武汉领导鄂东特委和留守处的工作;二是大幅度减少留守处的工作人员,把原属于四支队留下来的有影响的红军干部送到延安学习;三是把一部分干部分散到各县,去做群众工作。

  郑位三见何耀榜年纪不小了,十分关心地说:“以前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脑袋挂在裤带上,现在环境相对稳定了,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炊事班小孙的妹妹孙平长得不错,既是本地人,又是红军亲属,知根知底,如果没有意见,这事我作主定了!”

  “位老的话不会有错,只是现在东奔西走,一时安定不下来。”何耀榜说。

  “选择个好日子,我作主婚人!”郑位三一锤定音。

  这时,七里坪留守处的一批干部撤到了武汉,准备前往延安学习。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认为:何耀榜有能力,任事英勇负责,有相当的游击战经验,是军事人材,因长期脱离上级组织,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博古代表长江局决定,何耀榜一同赴延安学习。

  就这样,何耀榜与从七里坪来武汉的同志,还有从沦陷区来的一批救亡学生,共25人,当夜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为方便起见,他们一行的公开身份是鄂豫皖赴延安慰问团,何耀榜任副团长。因慰问团团长肖望东在山东未实际到职,何耀榜一路负责,以副团长身份沿途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沟通。

  4月下旬,何耀榜一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为何耀榜转换了去马列学院学习的介绍信,安排他为第一期学员。这期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何耀榜开始了他终身难忘的学习生活。

  延安北郊的延水河旁,有座土石山,山下有排整齐而又干净的窑洞,这就是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5日,正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学院开设六门课程,即: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学习方法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个人自学为主的原则。

  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党组织向学员传达了张国焘于4月间叛逃武汉,卖身投靠国民党的经过,以及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的决定。何耀榜深为震惊,也十分气愤。为清算张国焘的叛党罪行,延安各界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的大会。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会上,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何耀榜受到深刻的教育。

  何耀榜在延安马列学院,受益最大的就是聆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首长关于抗战形势和哲学、党的建设的演讲和报告,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约请毛泽东来学院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讲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由于中日双方在这场决死的战争中各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指出:这场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阶段,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毛泽东告诉大家,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最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时间,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毛泽东特别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是何耀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他由衷地敬佩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眼光和精辟见解。通过小组反复讨论和消化,何耀榜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进程和前途,有了飞跃性的认识,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时期,何耀榜政治思想进一步成熟。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人类思想宝库的甘甜乳汁,充实着因战争频繁而未来得及充实的理论知识,马列主义哲学、军事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理论,使他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他感到自己的心胸豁然开朗,先前那么多朦朦胧胧的、模糊不清的、欲说不能的道理,变的那样地清晰、通俗、明了,先前没意识到的但往往是事物本质性的东西,中国革命所固有的规律性,被揭示得那样深刻,那样透彻。回想起自己参加革命以来,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起起伏伏、波澜曲折,他无限感慨:要是中国革命十余年前就有这么切合实际的先进理论来指导,并为共产党人所掌握,中国革命就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了。

  在延安,半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此时,日本侵略者正疯狂地把战争推向中国腹地,在经历了短暂而激烈的对抗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全线崩溃,武汉、长沙、徐州先后失陷,广大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挑起了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人民军队开始大踏步地走向敌后。组织上决定何耀榜提前结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重返鄂豫皖边区,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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