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何耀榜传

二、重返宣化店

2014/12/18

  何耀榜离开延安,第一站到了河南竹沟。

  竹沟,是桐柏山区数县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始终有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从这里整编出发东进抗日后,也在这里设立了留守处,实际上成为中共在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一个前哨阵地。

  在竹沟,何耀榜这才知道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宣告成立,朱理治任党委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听说李先念率领竹沟留守处两个中队和从延安来的六十多名红军干部,组成独立游击大队后南下鄂豫边,正在信阳附近活动时,何耀榜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他们六个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又马不停蹄地上路了。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先念与何耀榜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李先念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何耀榜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战斗。在延安马列学院,李先念与何耀榜同一期学习,俩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关系十分深厚。

  到了信阳,何耀榜找到豫南特委的负责人,才知道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又南下鄂中了。原来,日军发动了襄东战役,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李先念率部南下到应山、安陆、应城附近,准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何耀榜一路紧追不舍,于1939年2月中旬,在安陆与应城交界的一个山岗上,与李先念率领的独立游击大队见面了。

  李先念见在鄂豫边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同志一个个回来了,心里非常高兴。他拉着何耀榜的手,连连说道:“你们回来,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谈到今后的工作,李先念顿了顿:“从发展前景来看,整个中原大有用武之地。我比你先到两个月,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这里一无职位,二无队伍,三无粮饷,大家游移不定。中原局要求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鄂东是你的大本营,你还是回到那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李先念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何耀榜。

  何耀榜明白李先念的意思,若有所思:“年关逼近,我还是回宣化店吧!”

  “行,好好干!愿我们再次见面时,大家有钱、有粮、有武装!”李先念说。

  何耀榜带着从延安回来的几名干部,折向鄂东。

  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沿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在外围的重要集镇设置了密密麻麻的据点,驻有六个师团。春节将至,日军封锁、盘查更严。撼人心肺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插着“膏药旗”的摩托车奔驰而过,一队队肩扛着刀的日本兵在街巷里巡逻,重重的皮鞋发出“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响在沦陷区的每一条街道上。

  花园,是平汉铁路上的一座重镇,日军在这里设立了密集的驻点。在一个迷漫着恐怖气氛的初夜,何耀榜一行六人分成两个小组,准备穿越平汉铁路,到路东花园会合。郑植惠背着米袋子在前面探路,何耀榜和刘名榜装扮成盐贩子,每人背着十几斤食盐,一前一后地走着。

  天漆黑不见五指,大家不能用手电筒,只能慢慢地摸着走。突然,何耀榜踩失了脚,跌了个跟斗,心里象摇大鼓一样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趴在地上听了一会,见四周仍是静悄悄的,山冲里只听到三个人呼吸的气息,他的心才平静下来。

  快到花园镇了,这里驻扎着日本侵略军的一个联队,四周建有十几个碉堡。何耀榜放慢了脚步,叮嘱刘名榜和郑植惠千万小心,如果被敌人发觉了,要随机应变,各自想办法走出花园这条封锁线。

  敌人的封锁线好似一道城墙,五十步一个哨兵,两百步一个哨棚,一里一个碉堡。离敌人的碉堡越来越近了,可以看见几个哨棚之间的巡逻兵来回地走动,他们几乎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顺着河堤向前移动。

  这条小河从敌人的一个哨棚下经过。由河堤起岸就是大路,大路上经常有哨兵来往,有时还有人蹲在那里。再往前进是一条公路,公路两旁有两座小山包,山包上有敌人的了望哨,里面住有几个班的日伪军。他们顺着河岸走,走了一百多米,虽距了望哨稍微远了点,但前面就有敌人的巡逻队。敌人听到唰唰的声音,便风吹草动地喊着:

  “谁?”接着就听到枪机拉得哗哗响。

  探照灯也射向河面,有四个人向何耀榜伏着的河岸边走来。

  好在河对岸有两个相距四五米的柳树蔸,遮掩着何耀榜三人。敌人只是虚张声势,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沉住气,一动不动。敌人一面吓唬地喊叫,一面用手电筒在河岸边照射。山包上,了望哨的探照灯也在左右摇晃着,不停地照射着静静的小河。何耀榜判断很难强行通过这条封锁线,于是在河岸边隐藏了两个钟头,等到敌人平静下来,巡逻兵收场,了望哨台上的探照灯熄灭了,他们才慢慢爬过花园这条封锁线 。

  由于日军严密封锁和盘查,白天无法行走,他们只好昼伏夜动。第二天挨到天黑,他们向花园东北面的小河溪前进,突然迎面撞上几个伪军出来巡逻。一见有几个人走来,伪军便大声吆喝着:

  “什么人?”

  “停止前进!”

  他们一边喊话,一边拉动枪栓。由于和敌人正面相遇,距离太近,后退必然引起敌人怀疑警觉,惹来更大的麻烦。

  郑植惠扔掉货郎担,大声向伪军打招呼:“老总,是我们呀!”

  “我是后村的保长,给小河皇军送粮饷的。”

  几个伪军听说是给皇军送粮饷的,不敢怠慢。他们收起枪,将信将疑地向郑植惠身边走来。等他们一靠近,郑植惠左右开弓,“砰”、“砰”放倒了两个敌人。刘名榜、何耀榜一拥而上,拔枪射击。其他几个伪军巡逻兵,以为遇上了新四军的便衣队,一边逃命一边胡乱放枪。岗楼上的敌人听到枪响,也不知道什么部队来袭,不敢贸然行动,只在岗楼上放空枪。乘着这个机会,他们弯着腰顺着山间小道一阵猛跑,就这样冲出了敌人设在小河溪西南的第一道封锁线。

  往前走了一阵,天已大亮,他们在一个山村独屋讨了点冷饭吃,继续赶路。还是郑植惠走在前头当向导,何耀榜和刘名榜装扮成牛贩子,一前一后地跟着。走到另一条山边,迎面走来两个穿着黄色制服、头戴尖顶鸭舌帽的伪军,离何耀榜只有一、两百步。敌人发现了他们,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朝前走。敌人鬼头鬼脑地举着枪,大声高喊:“站住,站住!”

  两个穿黄军装的人过来了,一个是身材高大的胖子,手持短枪;一个是又瘦又长的个子,手持长枪。两只枪对着三人盘问了一阵。那个胖子瞪着眼睛在何耀榜身上乱摸,似乎想找什么东西,好在何耀榜的枪夹在裤裆内,敌人没有摸着什么。那个瘦高个子一步一步把刘名榜往后逼,接着又在他身上乱摸,似乎在腰间摸着什么了,一把抓着不放。何耀榜一看这架势不对,向郑植惠使了一个眼色。郑植惠明白何耀榜的意思,一拳将敌人打翻在地。就在这时,何耀榜一脚将胖子的枪踢飞到一丈多远的地方。三个人对付两个人,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从俘虏口里知道了小河溪伪军的口令、据点的部署、活动规律等情况后,三人于当晚下半夜越过花园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很快就回到了宣化店。

  1939年春节到了,这是日军占领宣化店后的第一个春节。呼啸的北风裹着大雪漫天飞舞,寒气袭人,街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反而暮气沉沉。何耀榜穿行在大街小巷,找到了老战友董甫仁,将宣化店街上的几个老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党的支部,董甫仁任书记、董清阶任组织委员,董治祥任宣传委员,喻海波任锄奸委员。这个支部人称罗礼经光特支,也简称宣化特支,代号“清仁祥”。

  在沦陷区,地下工作复杂而危险。为掌握日伪军动向,沟通与外界的联系,何耀榜领导“清仁祥”支委建立了冯家河、李家楼、黄家冲、刘家冲、张墩5个联络点。这几个联络点获得的情报先送到董甫仁的手上,再由董甫仁转送给何耀榜。

  何耀榜从各种渠道得知:新任鄂豫皖区委书记郭述申从延安去皖西途中,已将原四支队留守处的武装改编为第六游击大队,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在罗厚福、熊作芳的带领下,正在平汉路东侧的黄陂、孝感地区活动;在黄冈,独立第五游击大队发展到700多人;在南边的孝感中和乡,原红四方面军退伍伤员许金彪成立了“湖北抗日自卫队”;刘名榜回到经扶后,组建了经扶县独立大队。

  宣化店的东南西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星火燎原,鄂东升起了一缕缕耀眼的曙光,何耀榜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自己到宣化店呆了一个多月,虽然建立了党的支部,建立了几个联络点,手下仍没有一枪一兵。一连几天,他行走在刘家冲南湾的一道道山坡上,这里原是宣化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他自言自语:兵源从哪里来?武器从哪里来?队伍拉起来了吃饭的钱从哪里来?

  “要迅速打开局面,必须从自己熟悉的人入手”。何耀榜决定回到王家庄,去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顺便了解一些情况。

  王家庄距宣化店只有5公里,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群众抗日活动沸沸扬扬。早期从延安回来的石天华、张锡云,带领老共产党员甘元景、王德瑞、赵德成、何耀勤等人,在黄陂站至宣化店一带建立了中共宣化店区委。这些共产党员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一方面协助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另一方面也正在建立敌后抗日武装。他们通过统战关系组织流动宣传队,四处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写信给当地民主人士及国民党爱国军人,要求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工作有声有色。

  何耀榜感到宣化店地区的形势很好,大有用武之地。

  在家乡,何耀榜见到了离别七年之久的大哥何耀勤。哥俩重逢,百感交集,两人整整谈了一宿。何耀勤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后随军西征入川,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1936年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兵败祁连山,他只身乞讨回家。回到家乡后,他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以开糟行卖酒为掩护,开展秘密抗日活动。党的宣化店区委成立后,何耀勤的糟行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

  当天晚上,兄弟俩谈得十分融洽。何耀榜要大哥把糟行开得更大一些,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区委联络站改成鄂东抗日游击队交通站,成为活动在鄂东地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河东大队、西大山游击队的联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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