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何耀榜传

四、你不仁 我不义

2014/12/18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集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李宗仁紧随其后,将鄂豫边区划为鄂中、鄂东、襄西三个“清剿区”,出动十万兵力,企图摧毁鄂豫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活动于武汉外围的新四军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五师下辖三个正规旅和三个地方游击纵队,鄂东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三纵队,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又调任特务旅政委,鄂东军分区司令员。

  鄂东地区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也有大量国民党地方武装,彼此间既相互联系,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些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大都由当地地主豪绅控制,既有一定的民族大义,有时又摇摆不定,见风使舵。何耀榜公开讲:“只要你们不反动,不向敌人和顽固派通风报信,我们既往不咎;若是充当汉奸或反共顽固派,我们就不讲客气了。”

  抗战爆发后,礼山县的地主武装组编成国民党鄂东游击第十九游击纵队,由蒋少瑗任司令,属国民党鄂东游击总司令程汝怀领导。在我党团结抗日旗帜的感召下,蒋少瑗第一支队第四中队长宁德宗与五师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何耀榜任特务旅政委之后,派与宁德宗有亲朋关系的刘益三潜入该中队任排长,随后又派红军负伤掉队人员尹本鑫,以剃头为掩护,到宁德宗部活动。

  早在半年前,为粉碎国民党顽军发动的反共高潮,李先念率豫鄂挺进纵队主力声东击西,进军大小悟山,向占据大悟山的蒋少瑗十九纵队进攻。这次战斗,新四军歼灭第十九纵队特务大队全部和第四、五支队大部,俘第四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2000余人,歼灭了蒋少瑗的大部力量。第一支队长张维生知道自己不是新四军的对手,主动后撤20多公里,避免与新四军的正面接触,队伍才得以保存下来。

  张维生部有一千多人马,规模约一个团。何耀榜认为张维生是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特地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张维生是本地河口人,虽是地主家庭出生,参加过青红帮,但比较有正义感,并与自己的大哥何耀勤有较深的交情。为争取张维生,何耀榜通过大哥牵线搭桥,以新四军一名普通参谋的身份,主动与张维生进行联络。

  何耀榜主动登门拜访,张维生受宠若惊,安排何耀榜住进自己的公馆。何耀榜一有机会,就向张维生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并主动与他的大小官员接触。这些大小官员见张维生格外看重何耀榜,也主动与何耀榜套近乎。

  张维生知道何耀榜酒量大,每餐桌上都要摆上好酒,并要自己的大小官员轮番上阵,交替作陪。这些大小官员喝得头上冒汗,何耀榜却面不改色。张维生暗暗佩服,认为何耀榜重情重义,有胆有识,是一条好汉。

  为显示自己的诚意和实力,张维生在全支队挑选了“四大金刚”,特地来陪何耀榜喝酒。这四个人个个虎背熊腰,人人身强体壮,几杯下肚,无动于衷。一看这架式,何耀榜心里明白了几分。他认为自己势单力薄,不能恋战,只能以退为进,想法脱身。中途,看到张维生醉眼朦胧,何耀榜指了指自己的头皮说道:“酒喝多了,头上发痒,能不能叫师傅简单地修整一下。”

  张维生不便推辞,只好应允。理发师尹本鑫前去给何耀榜理发,心领神会。他顺着剃过去,反着剃过来,慢慢地修理了一两个小时。何耀榜酒醒了不少,理完发后接着上场,将张维生的大小官员灌得酩酊大醉。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何耀榜与张维生有了较深的友谊。应何耀榜的要求,张维生与新四军订立了共同抗日秘密协议。

  此后,张维生隐约感到程汝怀不信任自己,加上日本鬼子经常从河口经黄陂站转丰家店、王家店“扫荡”,更是心神不定。这些情况,何耀榜当然了如指掌。为帮助张维生排忧解难,何耀榜主动派人与驻黄安的鄂东第十六游击纵队司令李九皋联系,说张维生支队在礼山受排挤,想投靠十六纵队。李九皋是黄安人,又是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的本家,与新四军早有统战关系。听说张维生要投靠自己,李九皋求之不得。就这样,张维生部便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安和麻城交界地西张店一带,向驻麻城县城的日伪警戒。

  没过多久,在程汝怀的操纵和指使下,李九皋背信弃义,向新四军安麻游击队发动袭击。张维生左右为难:如果按程汝怀、李九皋的指令去打共产党,自己在麻城没有基础,贸然行事不仅会损兵折将,损失也得不补充;如果不听李九皋的,又担心自己辛辛苦苦拉起来的这支队伍被李九皋整编吞并。张维生认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抗日态度又坚决,想来想去,他认为还是靠近或回礼山保险些,于是又将队伍开到靠近礼山边界的黄安七里坪一带驻扎。

  1941年秋,五师集中一部主力进到黄安县城东部,决定对李九皋驻扎两道桥一带的几个支队进行一次打击,给出尔反尔的李九皋一个严重警告。五师部队攻打两道桥要经过张维生的防区,何耀榜根据上级指示派人与张维生取得联系,要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维生答应照办。这样,五师部队顺利地经过七里坪,消灭了李九皋的两个支队。

  李九皋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他想,新四军不先打七里坪,反而假道七里坪攻打两道桥,肯定是张维生暗中相助,网开一面。然而,他又不愿与张维生撕破脸面,把本应拨发给张维生部的薪饷压着不给。

  张维生为难之时,何耀榜又主动伸出了热情之手。一天,他和特派员蔡光耀各自身穿一件深瓦灰色长袍,头带一顶褐色礼帽,脚穿一双卡几布鞋,装扮成青红帮兄弟,向七里坪走去。

  这天正是“热集”,街上的行人比往日多了许多。何耀榜进入一家酒馆,还未落座,就碰见了张维生的一名军官。他们虽然互不相识,看着衣着装束,彼此心领神会。

  何耀榜和蔡光耀将长袍上的胸扣一解,右手大指头向胸前插下,这位军官立即上前相认,问道:“俩位兄弟到此找谁?”

  何耀榜说:找张维生大哥。

  “小弟就是维生大哥的机枪中队长吴煜卿。”

  在吴煜卿的引导下,何耀榜很快与张维生见了面。半年过去了,双方心里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有些话说不出口,也不便明说。还是何耀榜首先开口,“你有难处,受制于人,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朋友有难,还是要想办法的。我们那里也穷,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只能略表心意,以解燃眉之急。”

  何耀榜说着,蔡光耀把一袋银元放在了桌上。

  为解决张维生的军饷,何耀榜在该部住了几天,与张维生商量对策。不知情的人称他们是何先生、蔡先生;知情的人把指头伸出四个,说他们是四老板,是新四军的人。

  黄安是李九皋的天下,张维生既借不到钱,又不敢刮地皮。何耀榜只好派蔡光耀去大小悟山,向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报告。李先念说:“张维生在黄安困难,还是回礼山吧,把礼山四姑墩的一个税卡交给他们自收自用。”

  新四军出手相助,张维生十分感动,1942年元旦之后,他又把部队拉到礼山四姑墩、禹王城附近花家河一带驻扎。

  1942年2月,程汝怀在鄂东又发动了一次反共高潮,指令由原纵队改编而成的几个保安旅向黄安、麻城、黄陂、礼山一带的新四军五师部队进攻。为粉碎这股顽固势力,阻止李九皋部东进,根据五师首长的指示,何耀榜建议张维生另立旗号,与新四军共同抗日。

  这一招正合张维生之意,他早就想脱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阵营了。2月底,张维生在彭陈店打出鄂东抗日自卫军指挥部的旗号,将原来的5个营改编为4个团,自任司令。为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军事素质,应张维生之邀,新四军第五师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在该部任职。在何耀榜的陪同下,新四军第五师秘书长齐光带着一个连,参加了该部的成立大会。

  张维生另立旗帜,程汝怀非常恼怒。4月下旬,在程汝怀的密谋和支持下,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一个团,由禹王城开往张维生防地彭陈店,试探张维生的动静。张维生知道这一消息后,手足无措,立即派人与何耀榜、蔡光耀联系。何耀榜叫他不要害怕,把部队拉到山上去搞野营训练,只留少数人接待广西军的过境部队。

  第二天,广西军果真开来了,他们路过彭陈店,全副战斗准备。由于没有遇到张维生部的主力,张维生部也没有什么抵抗,这个团很快地过去了,在距彭陈店西边10公里的段家湾驻扎。

  广西军虎视眈眈,不断派人到张维生部联系,要求吞并这支队伍,张维生感到压力甚大。他想,如今番号扩大了,队伍增多了,官衔升高了,如果接受五战区的改编,肯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与自己的副手骑着马,星夜赶到段家湾接头。

  见张维生左右摇摆,何耀榜义愤填膺,既然你不仁,莫怪我不义。何耀榜向五师领导报告,建议解除张维生的武装,以免这支队伍被五战区的国民党顽军掠走。

  4月25日清晨6时许,天刚破晓,五师十三旅、特务旅和鄂东军分区两个团的前卫部队接近彭陈店西南的碉堡群。碉堡上的守军强令五师部队停止前进,并鸣枪报警。五师尖兵班说部队去禹王城路过此地,望能过境。碉堡上的军官一面令五师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报告给张维生。张维生守候在电话前,听了前方的报告,将电话筒一摔,一面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面命令前沿部队阻止五师部队前进,并亲自带着马弁直奔前沿阵地指挥。

  还没有离开张维生部的蔡光耀、徐达三见队伍有军事行动,找到张维生了解情况。张维生假惺惺地说:“西南方有一支部队到达防线附近,有人说是新四军路过此地去禹王城,但前沿阵线报告说这支队伍穿着绿色军装,似乎不像新四军!”

  蔡光耀、徐达三早已心中有数,随即以挑逗的口气说:“五师部队穿的是灰色军装,可能是豫东南的游击纵队吧”

  这时,张维生原形毕露,一面走一面说:管他是什么部队,经过我的防地就要打!并命令团长张德斋作战斗准备。

  张德斋在阵地前喊话:“你们是哪一部分?”

  五师尖兵回答:“我们是新四军。”

  张德斋又问:“新四军没有穿绿色军装,你们是四游击纵队吧!”

  尖兵班仍然回答:“新四军!”

  张德斋之所以一再问对方是不是新四军,是怕搞错了对象。当他认定阵地前的队伍的确是新四军后,当即下令开枪。

  早有战斗准备的五师部队见时机已到,向张维生部发起猛烈攻击。

  张维生的部队根本不是五师部队和鄂东军区的对手,不到一个小时,新四军参战部队就将该部歼灭,并活捉了张维生及团长张德斋、熊吉安等人。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人任质斌在何耀榜的陪同下,与张维生、张德斋、熊吉安见面。何耀榜说:“五师本是路经此地去禹王城,你们再三不听,硬是要打吗,你们这个队伍怎能经得起五师打呢?”

  张维生乌龟吃萤火虫,心里明白。他自知理亏,一个劲地连说误会。

  任质斌说:“既然误会了,那就将人员、枪支清点一下,组成原建制,张维生任指挥长,何耀榜任政治委员,杨焕民任参谋长,部队转移到靠近五师主力驻扎的地区整训,防止鄂东顽军和五战区骚扰。”

  张维生以鄂东抗日自卫军指挥长的名义,将部队开到小悟山、蔡梅店一带整训。在一个万籁俱静的深夜,张维生带着警卫员逃到河口日军那里去了。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又害怕日本人杀他,化装成老百姓跑到汉口一家医院治病。不几天,日军派人追到汉口,潜入医院指使医生用电器将张维生击死。

  时任鄂东抗日自卫军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团长的张德斋,干了半年多后,自称眼疾,请假回宣化店治病,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谁料他到宣化店之后,被他小老婆的前夫暗害,不明不白地死在一条山沟里。

  鄂东抗日自卫军原来的头目走的走,溜的溜,队伍反而更加纯洁。在何耀榜的领导下,这支队伍并入鄂东军分区,在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成了一支英勇的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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